四川话 纯正官话氤氲下的自家慰藉

文"半夏绘图"郭劲松

如同风靡四方的川菜，四川人讨生活的足迹，说得上遍及天下。于是，他们的乡谈，大江南北各色人等，听起来都并不陌生。

在颜之推著名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音。”将地理环境解释为方言差异的原因，虽然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却未必合乎实际。尽管我们习惯上是按照方言通行的地区给它起名字，但地域性对语言或方言的本质和发展并不是主要的。语言学家所关心的首先是语言的系统和特征，其次才联系到语言或方言使用者的人文历史方面。譬如在一般人印象里绝对在地理上属于柔和南方的四川，那袅袅娜娜温温软软的乡谈，在语言学家归纳的本土方言谱系里，却绝对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或曰上江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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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与方言的融合

相传黄帝的时候，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这里的国其实就是氏族或部落，诸侯也即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殷周之际，如今四川的东部，已经是巴和蜀两大氏族的活动区域。后来，巴族在川东一带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蜀族在川西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蜀国。巴山蜀水之说，由此而起。可以推测，当时它们应该都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

公元前316年，两国为秦归并，改置巴、蜀两郡。之后不久，“秦民万家”大举迁入，北方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急剧涌入，落地开花。譬如本是经营铁冶的赵国财主卓氏，秦始皇大兵灭赵后，作为俘虏，推车挑担，被强制拆迁发配到了相对蛮荒的蜀地。后来他们凭借茁壮的生命力，在临邛重操旧业，铁山边上鼓铸，成了富比王侯的实业家。

成都平原一带，由于耕作条件和耕垦基础较好，又距中原不远，秦王朝一直把它作为统治西南地区的根据地而着力经营。由李冰兴修的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水旱灾害大减，又有灌溉航运之利，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蜀沃野千里”，谓之“天府”。经秦汉两朝的延续开发，不少地方已“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成都也成为与洛阳、邯郸等齐名的汉代名城。

先秦两汉的文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的汉语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周朝末期许多部落互相吞并或联合，许多小的部落方言融合为几个较大的部落方言。同时，百家争鸣，诸子的作品虽然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统一的文学语言--雅言。《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圣人他老人家在上述他所认为重要的场合，说的是和日常交际并不相同的一套话。雅言的基础，应该是西周东都洛邑也即今天洛阳附近一带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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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十三个方言

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实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一套措施，这不但在政治上属于划时代的标志，对于汉语的发展而言，也产生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朝代的更迭与语言的发展并非同步的概念。屈原大夫的同乡李斯作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既然作为天下文字的标准，那么秦方言的地位也必然有所提高，虽然同文政策并不能消灭和改变方言的分歧。

由于汉字表音方面的先天不足，今天对古代方音的歧异认识，只好是模糊的。《楚辞》的用韵虽比《诗经》略宽，但基本一致，似乎可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语音结构，至少就书面语言或雅言而言，各地的差别并不太大。当然，《诗经》里的三百国风，采集自一个广袤的地区，其中有些韵脚在后代韵书看来不合，起码勉强，这其中也可以证明周秦古音中的确含有各地不同的方音。

所谓方言就是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而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即在语音方面，其他地方人所谓听得懂或听不懂，主要在于这个物质外壳。

西汉的扬雄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其中当然包括周朝末期和秦汉时期的方言材料。后人据此，归纳出了西汉的十三个方言，诸如秦晋、郑韩周、齐鲁、吴扬越、楚、西秦、燕代之类，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巴蜀的什么音信。这样的局面，一则可能是扬雄同学的搜集工作没有做到颗粒归仓，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巴蜀地区语音的差异，还不足以构成差异。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以黄河中游为中心，但今天的吴语、湘语、粤语已经开始播种和萌芽。由此也许可以推断，巴蜀一带存在的语言或方言，或许具有自己的系统，却不会与其时的主流语言体系存在太大差异，甚至和扬雄所谓的通语，关系十分密切。

于是，可以继续猜想，被司马迁当作富豪楷模的老卓家那位眉如远山脸若芙蓉肌肤柔滑像板油，连倒垃圾都会有桃花的妙龄寡妇卓文君，在遭际雍容闲雅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时，不论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挑逗歌唱，还是私奔之后你当垆来我跑堂身穿犊鼻裈开设夫妻档饭铺，两人之间都不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须知，如果说琴挑作为男女情愫的药引子还可以用通玄搞掂的话，两口子床头交床尾合的私腻勾当，却是不方便长期用打手势解决问题的。虽然老卓家先人来自赵国，结巴子相如乃成都土产，打情骂俏之际，或许会有些个把声韵上的交流出入，却绝对不会影响一对璧人水乳交融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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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表现了一贯的稳固

隋唐宋代表的汉语中古时期，其与上古之间还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对汉族和汉语来说，是一个空前重要的外来因素。操持着非汉语的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西北部落，带来了动荡和灾难，曾经迫使汉族人民的一部分向南迁徙，但对汉语，却并没留下深刻的影响，甚至并没有从中吸收多少词汇。汉语表现了一贯的稳固性，这与汉族人口众多和文化先进是分不开的。

翻检比较系统完整保存了中古汉语音韵系统的《广韵》，似乎呈现这样一个印象：隋唐时期汉语的音韵结构，南北大体还是接近的。当然，由于韵书只对音类进行精密分析，而鉴于形义文字的天生限制，并不能表示具体的音值。所以，其时南北方言具体究竟如何，因为文献的不足，很难提供较为全面的划分。若说五胡乱华对汉语的间接影响，倒是特别体现在客家话和闽语的萌芽方面。发生于唐朝黄巢起义年间的中原汉人向南迁移，被认为是客家南迁规模最大的一次。

此一时期的四川，经历若干兴衰，譬如西晋末年，受到北方战争的影响，许多地方一度荒芜。巴賨人首领李雄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十六国中立国最早的成汉政权。賨是巴族的一支，与五胡相加，号称六夷。唐朝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稳定，以致被玄宗皇帝当作躲避战乱的逃亡薮。

到了元明清的近代，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汉语发展为七个主要的地域方言：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而黄河流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是汉语的中心地带，向北分布到长城以内。近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改变，汉语的中心转移到河北，但仍然在北方话的范围以内。南宋局势偏安，金元奠都燕京，为现代北方话打下了新的基础。明代沐英平定云贵，北方话深入西南。满清入关，采用汉语，将北方话传播到东北的广大地区。所以近代汉语方言仍以北方话为主导，向南北发展，通行区域远远超过了上古和中古时期，逐渐变成全国性的交际工具，十六世纪以后叫作“官话”，是今天普通话的基础。明代的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序》中曾经描摹“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的景象，近代北方的“官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官宦和商贾往来于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是官话的传布者。而所谓“官话”，其实就是公共语言的意思。

四川话 洋溢着诸多泼辣元素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自唐宋禅家和理学语录，诸宫调，话本，建立起接近口语的新型书面语，这种与文言迥然不同的白话，继之以金元的北曲，明代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三言”“二拍”等长短篇小说，以及清代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其对汉语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深厚且十分重要的。

四川话的地方演变

元二十三年（1286）正式建置省治设于成都的四川行省，是为四川建省之始。明代称四川布政使司。至清朝始称四川省。清初，为弥补兵燹、瘟疫和天灾造成的人丁稀少，曾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入川垦殖。鸦片战争后，重庆、万县先后被英、日辟为商埠。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这些行政方面的变化，进一步密切了四川与“中央”为代表的外埠之联系，似乎更加促使四川话成为官话系统中坚定的一员。甚至在某些细节方面，“官话”得十分纯粹。譬如北方话声调的主要趋势是：平分阴阳，入声消失。相对其他地区的变化错综分派纷繁，四川话所归属的西南官话，反倒是绝大多数地区的古入声几乎全部归入阳平，只有内江、自贡、富顺、隆昌一带，几乎全部归入去声。这种不屑于繁琐的干脆行径，似乎可以看作是四川人性格中某种豪爽的释放。

语言的发展不能有爆发式的革命，语言史的分期是继承性的而不是割裂的，所以近代之后的现代汉语方言的发展，可以放在同一时期看待。同样不可以割裂的还有，在讨论作为语言谱系的“四川话”时，当然不能狭隘地依照行政区划的变更而将已经单独建市的重庆排除出去，而只能一概而论。

从理论上说，人口分布面积的日益扩大，会使得距离较远的各地居民形成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减少，再加上地理方面的阻隔，便会形成不同的方言。“蜀道难”似乎一向是四川一地封闭隔绝的象征，如果此“难”成立，则四川话之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似乎该是一种必然。但四川话的实际，却透露出其与黄河流域以“中央”为代表的共同语之间，沟通十分频数，从而源源获得了不方便“独立”的丰沛营养。河流当然是天然的阻隔，但同时也是天然的交通线，既可以助长方言的分化，也可以促进方言的接近。所以，从四川话之所以划归北方方言，大约可以见证，老话里所谓的蜀道难，其实正是沟通频繁的一种切身体味，这道理一如春运的艰难其实就是流量过大所致。

得天独厚的语言亲和力

从历史上看，四川一地，虽然屡次发生政府主持的强制移民，但四川话除了华阳凉水井方言那样极个别的现象外，并没有发生客家话一样的分歧，这其中或许有许多复杂因素交织的合力，但四川与“中央”接触的经常性，起码也是其中重要的个因。

打个不大恰当的譬喻，同样是河北人，刘玄德在西蜀建立政权，就远比在南越经营的赵佗，起码在语言交流方面，省却许多麻烦，跟随刘皇叔的赵佗同乡子龙，对照效果便更其显著。自称南越武帝后来又降格为“蛮夷大长老”的赵佗，必须通晓已经开始萌芽的粤语，而塌实做了昭烈帝的刘备，以及一同入川的诸葛亮等一干君臣，和当地士民人等摆起龙门阵，就不必再去专修“双语”课了。也就是说，刘备君臣进四川，不但在军事方面势如破竹，即便在语言方面也是相当安全的软着陆。这在鸠占鹊巢的外来统治者而言，具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的广泛意义。雍正皇帝曾经专门颁旨，以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这样看来，广东举子入朝做官乃至面君，需要提前做说话方面的功课。相较之下，川娃子们就不必费这个心机喽。如此，这种语言上的亲和力，也无疑造就了川内川外人才汇通的强势。

四川话与共同语如此密切的关系，使得川人与川外尤其是“中央”的交往沟通十分顺畅，甚至可能揩抹掉了其中某些影响上述交流的物化成分，成就了川人川语的宽容与吸纳。相对的，其与共同语乃至北方话甚至西南官话内部之间，终究存在着自成体系的差异，这又让川人足以营造自说自话的自家慰藉，流派出川人川语的个性和独特。当使用四川话活体的四川人，与使用闽语粤语之类的其他方言人群，与使用北京话天津话之类京畿方言人群，与使用西北下江官话之类其他北方话次方言人群，与使用云南话贵州话之类同一官话人群，等等，进行交际时，不由得会唤起地域归属感的身份认同。而作为本官话中的标志性地区，只要西南人一开腔，大家就不免会惯性地将非川人士一概当作川娃川妹，这情形就仿佛其他地区的人说起粤方言的“白话”，便不免被目为广仔广女一样。而作为寻常过日子时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洋溢着“担担儿面”“冲壳子”诸多泼辣元素的四川话，当然是四川人“家”居生活的基本元素。

如你所知，从天府之地走出来的四川人，无疑也没有免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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