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部《成都记》（中） 卢求讲述的都江堰与犀浦

□林赶秋/文 马千笑/手绘

成都之所以能成为“天府之土”、“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能灭蜀吞楚，皆有赖于都江堰水利滔滔不绝，作其温床与后盾。因此，秦始皇第一个为都江堰的创始人李冰立祠（今之“二王庙”、“川主寺”的雏形祖构），司马迁、扬雄等西汉文豪相继为李冰立传（详见《河渠书》《蜀王本纪》），也便顺理成章、当仁不让了。

李冰变作仓牛与牛形江神决斗而最终胜出

东汉开始，李冰治水的事迹越传越神，“李冰”渐渐被推上了高高的神坛。唐人张守节注《河渠书》“穿二江成都之中”一句时引了一节《风俗通》：“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澹澹，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如此这般，正是东汉的传说。李冰变作苍牛跟牛形江神决斗而最终胜出，不过是因势建堰、制伏水患的另类表达。人心好奇，较之正史，这样的玄龙门阵更易广为流传。卢求亦不例外，在《成都记》的序言和正文里均曾大书而特书。

《成都记序》对李冰的记述已见前文（《唐宋两部〈成都记〉（上）：到底是“扬一益二”还是“益一扬二”？》，载《成都晚报》2018年3月3日），下面只说《成都记》正文里的那段。其文曰：“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因有著名类书《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的抄录，这节精彩的《成都记》才得以保存至今。很显然，卢求的版本中既有《风俗通》的影子，又有唐时的演绎与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李冰都是成都人民的大恩人，他造的福至今仍润泽着广袤的川西平原和更多地区（《华阳国志·蜀志》对都江堰之外的李冰行迹有详述，可参看）。反复地传说他，神化他，只是后人的感恩，再多也不过分。

比较有趣的是，今之学者追溯“川剧”之源起，往往会征引《成都记》“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一句。据卢求的推测，唐代之前的斗牛之戏，又模仿自李冰斗牛之事。果真如此吗？年湮代远，恐怕只能是一桩“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了。

“犀浦”之名来自李冰作五石犀

都江堰到犀浦，如今因为每日动车的运行，让广大的川西高原人民可以方便快捷地进入四川省会，一览成都的美景，一饱成都的美食，茶马古道之难之苦，于是淡出视野，成了饭后的闲谈、旅游的噱头。一旦问起：“犀浦”之名从何而来呢？很多乘客，乃至当地居民，并不了然。宋人胡仔所撰诗话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所引《成都记》却早已给出了言简意赅的交待：“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压水怪，因以名县。”呵呵，巧了，又跟李冰有关。犀浦原为县，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割成都之西鄙而置。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犀浦县共辖20个乡，县境东到今成都杜甫草堂和百花潭一带。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省犀浦县为镇，并入郫县。至此，犀浦建县凡386年。清朝后期改称“犀和镇”，民国十九年复名犀浦。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李冰作五石犀，并非神话，而是史实。扬雄《蜀王本纪》载：“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公元前387年，开明王朝某一世蜀王在其领地北端的山谷中打猎，不期而遇他的敌手秦惠王。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竹箱金子，蜀王也回赠了一些珍宝器物。回到秦国，这些宝物变成了泥土，惠王非常气愤。群臣却向他道贺，说：“这是上天赐给秦国的礼物啊，大王将得到蜀国的土地！”秦王转怒为喜。他准备攻下蜀国，但是蜀地向来不与秦塞通人烟，一时竟找不到入蜀之路。不过他知道蜀人尚五，又崇拜大石，便令人制作了五头大石牛，每天早上在牛屁股后边放一块金子，对外宣称石牛会屙金屎，并专门派上百人来供养这些石牛。蜀王听说后，兴奋极了，很想据为己有，便派使者到秦国。这正中秦国的下怀，惠王爽快地答应了蜀王的请求。蜀王派五丁去迎接石牛，回到成都后，牛却不拉金子。蜀王大怒，又令五丁将石牛原路送还给秦国。殊不知，五丁来回拖运石牛，已拖出了一条秦蜀通道，后称“石牛道”或“金牛道”。今成都有“金牛区”，也未必不由此而得名。

石牛与石犀，有时可以等而视之，混为一谈，如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引《江西通志》“清源庙”条云“旧传神姓李名冰，秦孝公时守蜀，作五石牛以压水怪”。惠王（公元前354—公元前311）先刻五石牛，李冰后作五石犀，显然都是秦人在顺应蜀人的习俗。前者主要是军事行为，后者主要是巫术行为，但都巧妙地利用了蜀地的大石崇拜和犀牛崇拜。

古蜀人认为，犀牛有特异功能，能够分水避水。依照“顺势巫术”的原则，用犀牛当模特儿而雕作的石犀自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力。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一书第四版第三章《交感巫术》所指出的：“如果说一般的石头因其具有重量和坚硬等共性被认为具有一般的巫术效力，那么特殊的石头则以其具有特殊的形状或颜色等特性而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巫术效力。”石犀正是这样的“特殊的石头”，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巫术效力”就是可以“压水怪”（这个水怪即前面所谓“江神”，有时呈现蛟龙的模样，有时又化身为苍牛，反映的现实是：先秦的岷江水苍色如牛、汹涌如龙），说白了，就是能镇水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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