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先秦生态

□ 林赶秋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 ，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明代杨升庵认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另一位新都籍学者袁珂也称：“衡以地望，庶几近之。”“都广之野”或“广都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先秦的代称。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和众多的野猪犬齿、鹿角、麂骨、水牛角、黄牛角、犀牛骨、马骨等动物遗骸，以及大量的乌木、植物遗存，这些考古资料证明，三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是一派森林密布、河渠纵横、动物繁多的景象。在这个绿色天地之中，古蜀先民每日与大自然亲密拥抱，和谐相处。离堆未凿前的岷山、岷江及其生态，若借用《货殖列传》的语言简单扼要地讲，即“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都广之野 沃野之芋

每天散步走过青城大桥，忍不住会往桥下看，如今的岷江水浅而滩多，但仍旧非常宽阔。我就常常思索：两三千年前的岷江是个什么样子？它所滋润的成都平原又呈现着怎样的一幅景况呢？“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段乐园式的生动描述，出自《山海经·海内经》。另一版本写“都广”为“广都”。新都状元杨升庵认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另一位新都籍学者袁珂也称：“衡以地望，庶几近之。”

那时还没有“成都”这个地名，但已经有了城池，有了农业栽培，各种各样的谷物自然生长，无论冬夏，皆可以播种。其中菽、稻、黍、稷这些主食的颗粒尤其饱满而味美，被称为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均冠一膏字，“言味好皆滑如膏”（郭璞语。膏者脂肪，即猪油）。那时，辽阔的成都平原上鸟兽成群结队，和睦相处。鸾鸟自由自在地歌唱，凤鸟自由自在地舞蹈，长得像竹子的灵寿树按时开花，其他草木也都葱笼茂盛，常绿常青，就如不会死亡一般。

《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这说的是李冰成功化水害为水利之后，岷江中下游的成都平原地区农林牧业空前大发展，获得了“沃野”的美誉，而且很快传进了千里之外的赵国人的耳朵。后来秦国打败赵国，赵国人被移民内地，移民者中有一位卓氏，其他同时被掳获的赵国人争相用钱财贿赂秦国官吏，要求迁放到离赵国邻近的地方。但卓氏却自愿远放蜀地，他说：“我听说岷山之下有肥沃的原野，盛产一种芋头，其大无朋，就像一只只蹲着的猫头鹰，到了凶荒之年，光凭此物就能至死不饿肚子。老百姓则在街市上做工，经商。”

卓氏如愿以偿被迁到了临邛城，他便重操旧业，开采矿山，熔铸生铁，运用计谋，用尽滇（今云南）蜀两地可用的劳工，迅速使自己富可敌国，拥有了上千奴仆和私家庄园，游猎享乐，比原先在赵国时还要豪华奢侈了。西汉著名的冶铁业富商卓王孙、风流才女卓文君就都是这个卓氏的后人。关于这种大芋头，后世有民谣这样吟唱：“大饥不饥，蜀有蹲鸱。大旱不乱，蜀有广汉。”（民国《灌志文征》卷十四，注曰：“四句见古碑”）没离堆之前，这种蹲鸱或许就一直存在。此芋实为野芋，比今天我们常见的芋头大，芋头在未去毛前状如蹲下的鸱枭，故有此说。

离堆未凿前的岷山、岷江及其生态，若借用《货殖列传》的语言简单扼要地讲，即“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都江堰建成之后，平原上的农民种植稻谷不必设车戽水，自有堰水源源而来。诸葛亮《隆中对》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是都江堰之水灌溉出来的。诚如民国灌县征收局局长陈耀升所作联语：“万流归一汇，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众所周知，这个太守就是李王、李冰，一个值得大写而永远铭感的人。

岷江轻舟 五日至郢

“我闻离堆未凿前，大江茫茫水一片，奔流直泻下西南，郫下每闻吾鱼叹。”这是清朝灌县举人陈炳魁《都江堰歌》中的几句。春秋时鲁昭公元年，刘定公感叹道：“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这里“吾鱼叹”乃反其意而用之，是说都江堰离堆未凿前，成都平原常闹水灾。

此时的岷江不分内外江，相当壮阔，确实是“大江茫茫水一片”，有《战国策》之文为证，其《楚策一》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汶山就是岷山，“江”则涵盖今之岷江和长江。能够让装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的大方船鱼贯循江而下，可以想见凿离堆之前的岷江水面有多么开阔渊深。

讲完大船，再来看轻舟。《战国策·燕策二》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这个汶字就直指岷江了，夏季的岷江水流到达了一年中的峰值，乘轻舟而下，经长江三峡，五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县附近）。

成都平原水下又有些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物产呢？这些物产又有何用途？《山海经·中山经》给出了局部的答案：“其中多良龟，多鼍。”以良形容龟，可见其品种之优良、品质之超群。在古人眼中，龟是通神之物，其甲常被选来作为卜甲。先钻凿，烧灼，然后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卜问吉凶。中原王朝一般选择龟的腹甲，多在其上刻字记录，今称“甲骨文”。而金沙发现的卜甲多为背甲，且没有文字。鼍亦称鼍龙、土龙、猪婆龙、母猪龙，实即爬行纲鼍科之扬子鳄。据说鼍之鸣声如鼓声嘭嘭，或许这就是古人要用其皮来张鼓的主要原因吧。这种鼓，《诗经》称为“鼍鼓”。1935年，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室墓地就出土了一鼍鼓，鼓腔上有饕餮纹绘，面有鼍皮，隐约可辨。

1983年，成都市区三洞桥出土了一把“巴蜀图语铜勺”，勺面饰有龟、鸟、鱼及另外两种图像。这五个图像中，龟的位置居中且图像最大，最小的图像极似蝌蚪。鸟和鱼分别位于龟的左右两侧上方，另两种图像则在龟的左右两侧、鸟和鱼的下方。该铜勺年代为战国，正当古蜀开明王朝时期。由此推测，这个龟或鳖指的可能就是开明一世鳖灵（鳖，属于龟鳖目，在民间常识中与龟同类），鸟和鱼大概兼指杜宇、鱼凫二王，这些图像应是古蜀人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由此亦可见，蜀地之龟的多与重，重要到连蜀王本身都要以之为名了。

浪态迤迤的岷江岸边则为连绵起伏的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山海经·中山经》）。这个“金”是金属矿物的统称，包括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等等。所谓“白珉”，只是“玉”的一种。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料成色丰富多彩，大多就来自岷山山区，另有部分可能取自附近河滩。“棠”即野棠，又名棠梨，农历二月开白花，结实如小楝子大，霜后可食。

犀象之饶 夔牛翰鷩

至于犀、象之饶则一度是蜀地的象征与骄傲，从《山海经·中山经》到《华阳国志·蜀志》，史不绝书；从扬雄的《蜀都赋》到左思的《蜀都赋》，文不停赞。犀类之中，有一种与“夜光之璧”并称的“骇鸡之犀”：“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却退”；如果把它放到谷堆上，“百鸟不敢集”。此犀又叫通天犀，据说“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抱朴子·内篇·登涉》），兴许正因通天犀角能分水，故尔又称水犀。

明万历年间刊本《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一回写道：“不是面奖，说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这种犀及其工艺制品犀角带，白居易在诗中也屡次提及，如《杂兴三首》之“带束通天犀”、《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之“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等。

秦并巴蜀之后，李冰被派到蜀地当了一郡之守，他带领民众，因地制宜，先开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再作三石人、五石犀以镇水。既然在古人眼中，犀牛能用角分水避水，仿照天然犀牛雕造的石犀自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力。文化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指出：“如果说一般的石头因其具有重量和坚硬等共性被认为具有一般的巫术效力，那么特殊的石头则以其具有特殊的形状或颜色等特性而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巫术效力。”石犀正是这样的“特殊的石头”，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巫术效力”就是镇水防洪。蜀地盛产犀牛，蜀人崇拜大石，李冰结合二者以雕造大石犀五枚，真是一个深孚民意、大得民心之举！

而蜀象之多，也值得重视。三星堆、金沙两处时代相衔接的古蜀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当时若无大量鲜活的象，哪来这么多象牙呢？目前尚缺乏颠扑不破的证据说明它们系从海外舶来，但早有赫赫醒目的书证能佐证它们就产自蜀地。例如，上引岷山其兽多犀、象，《华阳国志·蜀志》亦云“其宝则有犀、象之饶”，而左思《蜀都赋》“犀象竞驰”一句，最为生动活泼。都江堰建成之前，蜀地常有洪水泛滥，人们苦不堪言，但见犀牛、大象均会戏水而不怕水，以为它们有特异功能，遂崇而拜之。

成都天府广场2013年出土的石犀和古蜀遗留下来的象牙一道，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犀象崇拜曾是古蜀国的全民信仰。《周礼》：“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牡橭即无姑，又叫姑榆，是一种乔木。先将姑榆木棒中间打孔，再以象牙贯穿之，然后将二者绑好成十字形，沉入水中，便可镇杀兴风作浪造成洪水的精怪。水怪一死，“深谷为陵”，换《圣经》的话说就是“洪水消退”，“山顶都现出来了”。沉象牙以杀水神，跟李冰沉石犀以御水怪，在古代方术家的眼中，是同样的用意，有同样的功效。

要比体量之庞大，当数岷山中的夔牛。东晋学者郭璞曾注解：“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晋太兴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杀之，得三十八担肉。”晋之上庸郡在今湖北竹山、竹溪一带，跟重庆巫溪、巫山邻近，三峡中的夔门、夔峡、夔州等都与夔牛有关。郭氏还写过一首四言诗：“西南巨牛，出自江岷。体若垂云，肉盈千钧。虽有逸力，难以挥轮。”虽然夔牛力气很大，人们却无法将其驯服用来拉车。此牛又名“犍”，俗称“白袜子”，下腿白色，角粗大，身躯魁伟，分布于四川、湖北、云南等省，现仅存于云南西部，依旧未能家化。

再说翰与鷩。这两种鸟，在《山海经·西山经》里被记作“白翰、赤鷩”。白翰就是白鹇，又名白雉、翰雉、银雉、银鸡，属于雉科，说白了就是一种大型野鸡。雌雄异色：雄鸟上体白色而密布黑纹，长而厚密、状如发丝的蓝黑色羽冠披于头后，脸裸露、赤红色，尾长、白色，两翅亦为白色；雌鸟通体橄榄褐色，羽冠近黑色。它们一般栖息于林下植物稀疏的常绿阔叶林和沟谷雨林，食昆虫、植物茎叶、果实和种子等。据郭璞注：“赤鷩，山鸡之属，胸腹洞赤，冠金，皆黄头绿尾中有赤，毛彩鲜明”。赤鷩一般认为就是红腹锦鸡，又名金鸡，属于中型野鸡。常栖于山坡，杂食。其野外特征极为明显，全身羽毛颜色互相衬托，赤橙黄绿青蓝紫俱全，光彩夺目，是中国特有并驰名世界的观赏鸟类。至于《蜀记》的“蜀人闻子规鸣，皆曰望帝也。”子规即杜鹃，蜀中最多。相传望帝退隐回到岷山祖庭，死后魂魄变成了杜鹃鸟。每年农历二月，听到杜鹃鸟儿啼叫，蜀中百姓遂会想起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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