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 依法治市折射全新理念

综合治理

治理手段之变

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一年12场道德讲堂

激发社会正能量

通过道德讲堂，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散居在院落中的个人的行为，纳入到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注重利益关系的调节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过程中，“坚持综合治理”明确了要综合运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在成都，以道德讲堂、法治大讲堂等为代表的社会“软治理”之道正激发出越来越大的社会正能量。

一年12场道德讲堂

倡导文明风尚

“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是重要的一种方式，通过推动形成好人好报、善有善报的正向机制，形成崇善向德、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从而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我们开展道德讲堂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就在不久前，成都市文明办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道德讲堂工作的通知》，对新一年成都新市民道德讲堂进行了计划安排。“道德讲堂就是要讲述我们身边好人的道德故事，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道德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受益者。”市文明办介绍，今年成都新市民道德讲堂从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每场人数都在80人以上。讲堂将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类讲堂全面开展活动的基础上，着力提升讲堂活动质量，规范仪式流程，探索创新活动。充分发挥总堂活动示范效应，完善道德讲堂讲师库和故事库建设，大力推进“点讲”、“巡讲”活动，进行“婚礼”、“成人礼”、“寿礼”等典礼仪式活动试点，创新开展“流动道德讲堂”进基层活动，切实提升全市道德讲堂活动水平。

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见义勇为，这些都是永恒的主题，但各类讲堂的宣讲形式却是结合群众需求、百花齐放。唱一首歌曲、看一部短片、诵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作一番点评、发一份善心、送一份吉祥，“七个一”的流程规范如今已经深入人心，根据讲堂实际，还增加了“行崇德礼”、“自我反省”、“念劝善词”、“一堂一善事”等环节。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成都的道德讲堂还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进行推陈出新。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创新道德讲堂活动形式，在缺乏固化场所的社区（村镇），结合“百姓故事会”、“法治大讲堂”、“文化惠民”演出等，广泛开展“流动道德讲堂”进基层活动，通过邀请或鼓励当地名人、能人、好人、老党员、老革命以及德高望重之人开展道德宣讲活动，不断提高道德讲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在道德讲堂活动中成都还大力推进“点讲”“巡讲”活动，结合第三届成都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将新入选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编辑整理纳入道德讲堂故事库。整合市、县两级道德讲师库和故事库资源，面向基层讲堂开展“点讲”、“巡讲”活动。“基层讲堂可以通过成都文明网开展 ‘点讲\’，每个区（市）县不少于3场。同时，专业团队还组织开展‘巡讲\’，覆盖区域主要是社区（村镇）、学校及文明单位道德讲堂。”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道德讲堂是人们交流感情、沟通心灵、化解矛盾的桥梁，通过身边好人的道德故事的言传身教，让好人事迹激发人们崇德向善的动力，从而运用道德的软力量，营造出“积小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让文明之风鼓荡蓉城。  

规范社会行为

创造舒畅的社会环境

都江堰柳街镇黄家大院，黄大爷正在打理院子，他身后屋子的外墙上，粘贴着一封责任书，明确了他门前的公共区域为责任管属区。“现在这里鸟语花香，但在以前却是杂草成堆。”黄大爷说，如今黄家大院已被评选为“优秀院落”，这一切都得益于院落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以户为单位将院落划分成若干责任区，不仅明确了责任主体，还建立了评比激励机制，形成了自家院落自家管、公共区域专人管的工作机制，院落的环境也由此发生了转变。

“柳街的成功，就是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散居在院落中的个人的行为，纳入到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的规范体系。”都江堰柳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位于都江堰市最南端。其中，农民集中居住区7个，散居院落364个。

为了改变院落脏乱差的现状，柳街镇将黄家大院作为试点，推出一套“政府引导、支部带头、群众做主、全民自治”的工作思路。通过自筹资金、自我服务、共享管理成果，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从而推进院落自治管理。

据介绍，由院落管理委员会负责主持召开住户会议，倡议按每人每年20元自愿缴纳卫生管理费，费用主要用于民主选举出的院落保洁人员劳动报酬的补充。同时，将各院落以户为单位，划分成若干个责任区域，由农户进行责任区域的清扫保洁，并自觉签订院落自主责任书。各区域民主选取一名负责人，负责本区域内环境整治的协调工作。农户每天对责任区域进行清扫保洁。为了保证院落整治的长期性，还开展了“优秀院落”的评选，对环境优美的优秀院落，奖励健身娱乐设施，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如今，村里的院子环境美化了，基础设施完善了，邻里和谐了，这一切都是得益于这套行为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

解决社会问题

除了注重道德的示范引导和社会行为的规范，成都在综合治理中还特别注重利益关系的调节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创办于1992年的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区，高度重视利益协调机制平台建设。为方便园区企业和职工办理劳动、就业、社保业务，及时妥善处理劳资矛盾，投资800万元成立了科技园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当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园区劳动关系稳定时，开展了不裁员、不减薪的“共同约定行动”。同时，建立了园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和劳动仲裁调解委员会，不断完善企业和职工沟通协调机制。园区积极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不断拓展覆盖面。此外，还通过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许多企业职工工资增长规范。“正是通过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才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据介绍，目前园区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8%以上，社保参保率达96%以上，100%的企业都及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在协调社会关系方面，成都还特别将锦江区作为“社会协调发展创新区”。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1353”模式，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局面得到不断巩固和完善。通过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以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源头治理

治理环节前移

从事后处置向源头前移

成都基层源头治理网络正在形成

一个多月前，武侯区抛出一项全新的社区网格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方案，在这份新的改革方案中，武侯区的社区治理架构变成立体的四级网格体系。按照这一思路，武侯区的社区将被划分为四级网格体系，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志愿组织和驻区单位“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社区，所有的社区服务（包括行政服务事项）均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

目前，武侯区已出台包括准入管理、资金监管以及社会化评估等在内的“1+7”配套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事务准入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由此，以人、事、经费的改革为主要内容，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基本形成。

引导社会多元主体

参与社区治理

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此次武侯区将探索构建四级立体网格，细分至自治院落、物管小区，甚至是楼道，以社区居民为购买主体，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采取竞争性选择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把适当的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交给各类社会主体承接。

对武侯区的做法，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代曦这样直观描述：“在发达国家社区里，一个人想戒酒，社区里就会有专门的戒酒组织帮忙，组织成员大多是戒酒成功的人。这样的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每万人的比例达到13%（1万人中就有1300个社会组织），从而实现社区完全的自我治理。武侯区的改革，就是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在她看来，武侯区的这套社区治理改革方案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新的改革方案中，武侯区的社区治理架构变成立体的四级网格体系。“以前在平面网格中，社区的管理人员就那么几个。现在立体化了，每个居民都可以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代曦说。

政府购买服务并不是新鲜事，但武侯区的政府购买服务与很多地方不同———社区所有服务（包括过去由上级政府交办给社区的行政事项）均由政府购买，即“无限购买”。也就是说，以后凡是涉及到社区里的服务事项，均需要由政府掏钱购买，即“费随事转”。

在过去的社区治理体系中，武侯区各个街道聘用了近600位政府雇员担当社区综合协管员，这些人的工作就是从事社区服务。实际上，政府向这些人购买的社区服务是购买了“岗位”———上级部门可以压很多社区服务事项到这些“岗位”上，却不能保证服务的专业水平和质量。且因为岗位与街道捆绑，人已经“半行政化”了，干好干坏一个样。

在这次改革中，武侯区将让这些政府雇员与街道解除劳动关系，引导他们进入社会组织。一些能力强的转岗人员，可组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竞买。“从此，政府就把购买社区服务从‘买岗位\’转变为‘买服务\’了，而且是购买竞争性服务，效果会好得多”，代曦认为，这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

据悉，为保障改革深入推进，武侯区对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已确定将9大类140余项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由政府出资向社会购买。

社区矫正

化解基层矛盾

因为故意伤人，郫县村民何长水被法院判处缓刑后回到社区接受社区矫正。尽管被判了刑，也赔了钱，但他的心并没服，对受害者的怨恨没有化解。郫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和他倾心长谈讲法律，而且还帮助他创业致富，真正消解他心中的恩怨，将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司法人员此举，正是成都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四个治理”原则中“源头治理”的众多事例中的一个。人民调解化解基层矛盾，律师进社区，公证进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成都基层源头治理网络正在形成。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源头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次序，即不同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标本关系。《决定》指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经过努力，成都基层源头治理网络正在形成。成都市司法局共有316个司法所。每个司法所沿街而建，一楼设计成便民服务大厅，各类牌匾制度等都规范上墙，人民调解工作、社区矫正、法制宣传等工作稳步有效开展，有的甚至都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成都还着力推进律师进社区、公证进社区等，第一时间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也能第一时间从源头上发现矛盾，并进行化解。治理环节从事后处置向源头前移。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彭州市派驻法律顾问进入各村社，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以2014年3月为例，法律顾问坐班次数达到了546次，赢得老百姓的普遍赞誉。龙泉驿区司法局开展了法律援助律师“点援制”。所谓“点援制”，是指申请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在法律援助中心建立的法律援助点援律师名录中自主选择律师，再由法律援助中心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指派。锦江区司法局则加大法律援助规范化工作，在锦江区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圈”，居民在社区半小时内就能申请到法律援助。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曾荻认为，“源头治理”的内涵应包括多元主体的治理、多源治理、权源的治理和多样性治理运作方式的治理，也就是说，“源头治理”要系统理解。成都的这项系统工作已全面布局并在产生越来越好的效果。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孙兆云

新闻推荐

都江堰教育局一副主任被判玩忽职守罪 不认真审查名单致助学金被贪污54万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招生就业处主任万伦，将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名单重复粘贴，制作领款人员名单并报送给市教育局，以此骗取助学金。然而，市教育局分管学生资助的副主任胥仕文“对学生名单没仔细看过”，使得万...

都江堰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都江堰市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