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回乡过年安顿身心畅饮亲情节日让人从日常生活

春节临近，回乡过年，安顿身心，畅饮亲情。节日，让人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它的意义更像是一个大大的心灵意义上的Party。当下的国人生活，每天都在发生高速螺旋式的变化。乡土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核心地带。对生活有敏感度的人来说，春节的家园，正是思考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观察日渐消失的农业生活节奏，感受乡村“最后的诗意”的好机会。返乡之旅，已不仅是表层意义上的地理位移，更是一次反思自我与家乡的精神活动。在精神活动这个领域，“道不孤，必有邻。”我们愿意聆听别人的思考，参考他人的卓见。

这是一份来自不同视角、参差趣味选定的书单。希望这些书以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成为您归乡过年的精神养分。当您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时，它们能帮助到您。当春节度完，重新出发，重返生活的战场时，希望您会生发前所未有的勇气。

非虚构作品

推荐作品《最后的耍猴人》《中国人的家当》《大路》

非虚构作品成为当下文坛及读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吾土吾民”的田野调查之作，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关注度。

非虚构作品所描述和呈现的题材，多是关注时代和当下，迅速发展的国家耀眼表象背后的肌理，普通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浮沉。关注那些大地上发生的真实的人、事，往往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痛点”所在，正是来自我们日常正在消逝的生活。

《最后的耍猴人》

“跟踪”江湖耍猴人12年扒火车

摄影师马宏杰，历时12年，他带着相机，跟踪记录一群耍猴人在全国各地“跑江湖”的生活。之后，他完成一本摄影图文集：《最后的耍猴人》。

10多年前，在大街上，还能看到耍猴人的身影。当下，在城市里，耍猴人越来越少见了。

那些处于最草根、最底层的民间艺人，与猴子是怎样的关系？他们为什么要以耍猴为生？在摄影图文集《最后的耍猴人》中，我们了解到，公共交通工具不允许携带动物，耍猴人跑江湖的头一桩事，是扒火车。12年间，摄影师马宏杰跟着耍猴人一路扒运矿石的敞篷火车，住过桥洞，睡过断垣残壁的破屋子，目睹过不明身份的人对耍猴人的驱逐、打骂；耍猴人奉行不偷、不抢、不乞讨的行规，靠手艺吃饭，挣来的钱藏在空心馒头里，带在身上才踏实。

猴子赚钱养活了一家老小，所以全家都对猴子很感恩。猴子和人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结一辈子的伴。行走江湖，赚钱养家，猴子和人养育各自的儿女，一起生活，一起老去。

耍猴人每年夏季麦收时节回家，收完麦子，种好玉米，就出去卖艺。到了秋收时，再回来收庄稼，然后再次出去卖艺。因为猴子只有在适宜的温度下才愿意表演，耍猴人如同候鸟一般，天冷了往南方走。天热了就北上，去凉爽的东北。

这些最底层、最草根的世辈相传的技艺，随着时代的巨轮轰隆而过，正在逐渐消逝于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存在的痕迹，为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和真诚的情义，是值得敬佩和记录的。

《中国人的家当》

将100户人家的家当全部“搬”到照片里

历时12年，马宏杰拍了四川大邑县晋元镇五龙乡夏江村的人家、河南郑州市花园口黄河上的人家、云南孟连县芒信乡海东村芒旧新寨人家等近100户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家当。

2003年11月，摄影师马宏杰在当地一位做小生意的姑娘的引介下，在湖南凤凰县黄丝桥古城找到一户愿意当被拍摄对象的人家。这户人家把家当全都搬了出来，与这户人家的主人合影。

在摄影的同时，马宏杰还用文字记录写下了这家人的故事。“这户人家家里的家具估计有好多年没有动过了。家具上布满了厚厚的尘土，还有些大蟑螂也跑了出来。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提前回来了，母亲还穿上了苗族的服装。”

近100户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家当，拍摄范围涵盖中国的每一个省区，马宏杰拍了11年。不同地域特色的日常物件，不同的谋生工具，不同的生活境况。看到这些被“搬”进照片的家当，好像窥见了一个家庭的生活秘密。它好比是一张敏锐的证书，见证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喜悦和艰辛，以及他们的失败和梦想。

《大路》

纪录片导演“潜伏”工地3年写筑路人纪事

张赞波将那些细小的、被忽略的人和生命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了解。对那些命运艰难的普通劳动者和平凡村民，抱有一份敬意和理解。

当一条条更宽更快的道路，在中国的群山峻岭中加速生长，在欢呼其成就的同时，其背后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值得被看见、被记录。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研究生张赞波，在湘西老家有个当筑路工的小伙伴。小伙伴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进入路桥公司工作。想要在修路这个领域找点拍摄和写作题材的张赞波，通过小伙伴的关系，进入到家乡的一家路桥公司。

“潜伏”工地3年多里，张赞波与筑路者近距离接触、交流，直接观察到一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诞生背后的艰辛和代价，尤其是那些普通的筑路工人，以及因修建公路而被改变的沿途小村庄的命运。这些观察和思考，被张赞波拍摄成纪录片《大路朝天》，并写出同题新书《大路》。

《大路朝天》受到国际影坛关注。而用文字记录的作品《大路》，则以扎实诚意的纪实叙事风格，赢得读者的肯定，荣获多家年度好书盘点榜单。

在张赞波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一个村庄，因为一条高速公路，彼此交错，成为一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里的利益链。

中伙铺，是大湘西千年驿道旁的一个古老村庄，是林则徐和沈从文足迹洒落之地。随着修路者的到来，平静的小村庄风起云涌：田地征收、房屋拆迁、古树凋零、庙宇重建、山河巨变……人心和道德也一再经受微妙而持久的冲击。

修路者和当地人，两个不同群体的生活和命运因这条大路紧紧相连，彼此交织和冲撞，悲喜剧烈。

虚构长篇作品

推荐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午夜之子》《望春风》

非虚构文学在处理、叙述现实时，有其独特的能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构文学就失去了它们的魅力。一流的虚构文学，其所提供的艺术想象空间，对现实进行隐喻性的长线关切，也是非虚构文学所难以替代的。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诺奖得主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

在这部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厚达近600页的小说中，帕慕克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政治激荡这一大背景下小人物们的日常。通过文学大师之眼，去了解伊斯坦布尔这座文化交融的魅力城市，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让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是生计、利益和账单，但只有一样东西支撑着这茫茫人海中的人们，那就是爱。”2016年初，土耳其大作家、诺奖得主帕慕克，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讲述一个在伊斯坦布尔靠做小买卖维生的小商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描绘出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的立体面貌。

12岁时的麦夫鲁特，穷困、天真、正派、幼稚。当他第一次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时，立刻就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待建的景象所吸引。为了生计，他在土耳其的街道上贩卖钵扎，渴望致富。但运气似乎永远都不追随他，一直到人到中年，麦夫鲁特依然是一名艰辛讨生活的小人物。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巷里做过许多营生，酸奶小贩、鹰嘴豆鸡肉饭小贩、停车场管理员……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43年里，麦夫鲁特从一个12岁的少年，变成55岁的中老年人。

主人公叫卖的钵扎，是由小米发酵制成的土耳其传统饮料,在温暖的环境里会快速泛酸变质,只在冬季出售。帕慕克透露，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沿街叫卖钵扎的小贩。帕慕克曾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伊斯坦布尔》中，让读者充分体验到“呼愁”所营造的甜蜜怅惘的忧伤之情，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麦夫鲁特“钵扎，最好的钵扎”带着情感的叫卖声，也成了“呼愁”的再次诠释。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叫卖声，成了伊斯坦布尔消逝的一道历史风景。

对很多作家来说，故土家乡之城，都是一再书写的谬斯之地。伊斯坦布尔之于帕慕克，正是如此。在他的小说中，伊斯坦布尔的文化、信仰、传统，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都被充满感情地细细描绘。与其说他讲述了一个小商贩的故事，不如说，他用文学的方式，写了一部献给故乡伊斯坦布尔的“情书”。

《午夜之子》

“印度版《百年孤独》”用文学讲述印度近代史

鲁西迪采用印度史诗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讲述故事的传统方式，节奏流畅，行文生动，富有民间口语文学的韵味。

2015年底，在读书界，有一本书，像一个秘密，悄然流传。那就是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鲁西迪的代表作《午夜之子》。由于客观的一些原因，这本书在其问世出版30多年后，首次在中国内地出版。其想象力、历史意识、讲述故事的技巧，以及丰富而狂野的想象力，让众多中文读者对“二十世纪唯一能媲美《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巨作”，“印度版《百年孤独》”这些已经公认的评价，心服口服。

在鲁西迪的讲述中，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零时至一时之间，印度全境共出生了1001个婴孩，其中有581人活了下来，这些与新国家同时诞生的孩子就是“午夜之子”。由于这些孩子诞生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他们都获得了某些神奇的法力，有的能任意变化，有的能穿越时空，有的可以随意进入到很多人的意识世界和内心、进入到他们的睡梦中，有着心灵感应的强大力量。

“午夜之子”法力的大小又与其出生时刻同午夜零时的距离成反比，即越是离零时近的法力越大。由此可以看出，“午夜之子”这个概念是鲁西迪的虚构想象。

丰富而狂野的想象力，将现实虚构、小说和历史糅合在一起，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讽刺中，加入奇特的幻想，把神话、寓言、通俗文化、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虚构与现实，真真假假，令人眼花缭乱。鲁西迪从魔幻现实的文学角度，切入印度独立前后的现实中，涉及到印巴分治前后的政治动乱、社会变革等复杂的社会现象，将印度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艰辛发展历程，用文学的形式间接给予呈现出来，堪称“一部文学的印度现代史”。

《望春风》

格非重返少年打捞记忆江南“望春风”

格非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小说中，深嵌着格非上世纪60年代在乡村生活的少年经历，带有很浓的个人历史的印记。

每到年底，中国人大面积的乡愁成波袭来。随着时代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故乡正在消失的经历，深深刺激到每一个人敏感的心灵。著名作家格非也不例外。

格非的故乡位于长江边、自宋代起就存在的村庄，如今已成为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少年时代遇到的村人、村事、村景，如今只以记忆的形式清晰留存在他的脑海里。“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对故乡深切的回望，促使他写出了最新长篇小说新作《望春风》。

在小说中，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父亲突然自杀，他成了孤儿，这个身份，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和闹剧最好的旁观者角色。

这个以赵姓居多的村子被人称为“儒里赵”，邻近丹阳县，号称祖先来自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6位进士、两任方伯，还有一个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这个传统意义上江南村庄的田园美景、世俗伦常、世道人心，正经受着变形、衰落的考验。一切都在加速改变，山被移平，道路重修，年轻人走出去寻找新天地。那些沿着历史逐代积累下来的传统和品格，随着空间的延展和碎裂一并消逝。

格非的语言雅致惊心。作品开头的题记，引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话：“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文中又以字幅的方式引用了王国维的一句诗：“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足见格非内心深处对随着乡土社会衰落而生发的深深关切。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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