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蜀中之蜀，文采风流写不尽

提要

靠着文学之光的引领，打工多年的杨虎成了一名优秀的作家，他在天府文化园地里精耕细作，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充分体现了“传习天府文化、与城市共成长”实践中创新创造的魅力。

嘉宾

杨虎，1971年生于成都崇州。当过油漆工、机修工、翻砂工。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巴金文学院、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刊发并被转载于《中国作家》《名作欣赏》《散文选刊》《读者》等刊物，多次入选花城、漓江、长江文艺等出版社年度小说、散文选本，多篇作品被采用为重庆、河南等省市语文高考模拟试卷试题。出版有散文集《庄稼跟我回家》、中短篇小说集《晚唱》、长篇小说《生路》等多部，文史新作《西蜀秘史》旨在梳理天府文化。长篇小说《生路》获成都市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对话

文学之光，让我从田野里飞起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生活与写作是合二为一的。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发表作品的呢？

杨虎（以下简称杨）：辍学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我油印过一册诗集《悼梵高》，收录了20首诗， 没想到1998年的《蜀风》杂志选发了其中一首，算是我求学阶段的一个小结。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冲压厂工作，经常看到操作女工手指被切掉……我很苦闷，感到毫无出路，觉得文学无法改变命运，直到1994年，我见到了第一缕曙光。

记：指的是什么？

杨：我大量投稿，都泥牛入海。1994年第3期《青年作家》刊用了我的一首诗，叫《伤心的卡夫卡》，4月25日，我收到了30元稿费，当时我正在做农活，这让我从田野里飞起来了！父亲很高兴。我静下心来细想，又觉得走文学之路充满危机，可还得硬着头皮挺下去，因为我能够感受到的光芒，就是文学！1994年底《蜀州报》创刊，我陆续在上面发表了几十篇作品。

记：情况有了转机？

杨：2000年，我所在的企业破产，领到3000元遣散费和一个“自谋职业证”，我再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时孩子刚出生，生存需求超过了一切，我去家具厂当油漆工，去荷花池批发商品到场镇上逢场摆摊，又在一家商贸公司做销售代表，这期间我遭遇车祸，锁骨折断，被迫在家养伤几个月。我开始读书，读天府的历史文化，让自己慢了下来。回顾这些坎坷的经历，它总会给我启示，觉得还是应该加强人文修养，深度书写我对天府文化、对西蜀大地的文学体认。从那时开始，我购买了上万册旧书。

记：作家阿来也是在大病一场之后，开始着手《尘埃落定》的思考、写作。命运残酷，你很努力，一直没有放弃。

杨：在电脑大量普及的时代，我还在用手写作，后来才借了1000元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2005年开始，我的作品大量发表。2007年参加《百花园》杂志举办的全国小小说大赛，在一千多人的PK制里，闯过了6关，我得了第二名，由此打开了眼界。

考察西蜀，书写林盘故事

记：你对成都平原的乡村怀有很深的情感，用很多作品书写林盘、风俗、历史……尤其是用散文的笔触呈现天府历史，花了很多功夫。

杨：对一个地区的历史、风物，历史文字记载是不完全准确的，也不可能回到现场。我用文学的方式去梳理、呈现天府文化，必须强调在场的意义。我首先梳理了崇州的历史地理，挖掘历史背后的人事，陆游的《入蜀记》、常璩的《华阳国志》、唐求的诗歌等，我渴望用一种“历史与现实对位”的方式去看待它们。

2007年7月我决心考察文井江，从发源地鸡冠山开始，一直走到了新津县的濛渡，60多公里的流程，宛如历史的经线，民俗、方言、人物、建筑、商业等交织其中，我收集到了很多史料。考察西蜀，也是在找回自己。

记：你还研究过崇州名人杨遇春。

杨：就是在这次考察里，我特别注意到清代名将、陕甘总督、一等昭勇侯杨遇春的墓地。1926年编撰的《崇庆县志》，不惟史家风骨，且文采斐然，关于杨遇春墓葬，地点却不尽准确，仅寥寥两笔：“娘娘岗崇林茂发。县人杨忠武祖墓及忠武冢均在焉。”实际上，杨遇春是葬在道明镇娘娘岗旁边的龙华山腰，处于无根山丘陵区与坝区交接地带。农民说，这里地形像巨大的虎头，以前有墓道、牌坊、石人、石马，占据了3座山。杨遇春的墓地刚好位于右虎爪之上。也就是说，从1837年起，身经百战的一代名将就静静憩息于此，直到1967年。当地村民告诉我：“人们把杨侯爷从棺材里拖出来时，侯爷还穿着朝服，脖子上还挂了一串朝珠……”

记：你在非虚构散文《远去的侯爷》里，提到了两句与杨遇春相关的偈语：“将军百战归虎山，观音临水拈弦月”……

杨：观音临水，指的是深藏于成都名刹文殊院中的“发绣《水月观音》像”，一件堪称国宝级别的文物，高1.44米，宽41.2厘米，以纯丝素缎为底，人发当线精心绣成，它与现珍藏于伦敦博物馆，由南宋高宗赵构的安妃手绣的《东方朔像》，和藏于日本正仓院，由明代韩希孟绣制的《弥勒佛像》一起，并称世界三大发绣精品。而发绣《水月观音》像的作者，即是杨遇春的长女，据说此女自小虔奉佛教。嘉庆二年，杨遇春奉命平定白莲教，因担忧父亲杀戮太重，她于每月朔望（即初一、十五）之日，各抽拔自己的头发三根，用金刀将每根发丝一分二，二分为四，直至剖成肉眼难察的细丝，再精心刺绣，历时13年，费头发共计936根，终于绣成这幅精美的发绣《水月观音》像。

光严禅院 国宝传奇

记：在你即将出版的《西蜀秘史》里，收录了13篇挖掘蜀地历史、彰显天府正脉的力作，其中涉及《洪武南藏》一篇意义重大。

杨：《洪武南藏》又称《初刻南藏》，该藏流传至今者仅有一部。关于此藏的发现，李富华、何梅所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一书称：“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四川成都市附近的崇庆县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凤栖山上古寺，保存着一部完整的明刻本大藏经的消息流传开来。” 那部经书藏在光严禅院深处已500多年，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大藏是哪个版本。1945年，66岁的于右任来到此寺，给该寺的藏经处题了“藏经楼”3个大字。

58年后，有个名叫灯宽的老和尚谈起了于右任，言语间，仿佛他刚刚跨出门去：“先生是在青城山里，听佛门中人偶然提起《洪武南藏》孤本的下落，就兴致勃勃地赶到古寺（注：分上、下古寺）。他美髯齐胸，二目不怒而威，真是大儒风范。他上藏经楼读了几天经，几乎足不出户。临走前，他应前任住持之邀，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写下‘藏经楼\’3个草字，口称‘难得！难得!’。”

记：自北宋初年《开宝藏》问世以来，历代官、私所修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有二十一种。有明一代，276年间官方也只刻印了三种（次），第一种即《洪武南藏》。1372年春，朱元璋下令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蒋山寺（后名灵谷寺），组织力量点校、开刻，约在1398年完工。因耗费浩大，当时仅印两部，皆归藏于大内。

杨：二十多年漫长的刻印期内，这部以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所刻《碛砂藏》为底本的大明第一经藏曾几经增补，收入大量禅教诸宗的语录著述。刻印完毕，只一部便重逾3吨以上，共计684函，分1600部，达7000余卷。

记：这样一部“国家重器”，如何来到成都？

杨：1416年秋，锦官城内桂子飘香时节，蜀王朱椿忽然接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密函。纸上除“一瓢诗人”唐求的一首诗外，再无只言片语。初冬，永乐帝突然降下口谕：敕赐常乐寺名号为“光严禅院”，并赐半副銮驾、两口皇锅，以及龙凤旗、琉璃瓦、《初刻南藏》（即《洪武南藏》）佛经一部和印度梵文贝叶经《华严经》一部。世间唯一的这部《洪武南藏》就这样不可思议地辗转来到了山岚缈缈白云悠悠的西蜀光严禅院。

明末张献忠入川，蜀王自杀的消息传来，名为海牛法师的住持立刻率领寺内众僧肩挑背扛，将《洪武南藏》搬到了偏僻的雅安天全县善居寺……

记：四川省图书馆新馆落成后，镇馆之宝《洪武南藏》公开展示过……

杨：1951年，正在北京忙于“中国佛教协会”筹建工作的学者吕徴，一直念想着远在成都的《洪武南藏》。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改变了珍贵佛教典籍千百年来皆由寺院保存的做法。他听说新成立的扬州图书馆已将一部完整的《永乐南藏》请进了设备良好的古籍珍本室，心里隐隐有了兴奋的预感——渡尽劫波之后，《洪武南藏》终将功德圆满。

1951年6月的一天，四川省崇庆县首任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记载，亲临光严禅院，直奔藏经楼，在楼中认真翻阅、察看了《洪武南藏》后，表示寺中已无人力财力保存如此卷帙浩繁的国宝，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经书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进行鉴定。随后，县里征召了上百名挑夫，把重达3吨的佛典一路担到了成都，放入四川省图书馆永久存放。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保护文物的长远眼光。

光大“蜀中之蜀”的魅力

记：写完《西蜀秘史》后，还有何打算？

杨：和今天一样，明朝时在四川以外说西蜀，泛指成都、眉山、绵阳一带。身在成都说西蜀，则指的是成都以西、沿岷江两岸次第铺开的青城、崇庆、温江等数州（县）。因着都江堰的滋养，此区域水旱从人，历来为成都周围的膏腴之地，文采风流数不尽。这也是我眷恋这片土地的原因。接下来，我会继续深挖西蜀的人文历史以及人物命运，光大“蜀中之蜀”的魅力；第二，我尤其关注当下的乡村生活，关注当下城市化进程里我的家乡黑石河一线的变化，我希望表现村民的内心世界，书写他们的哀伤和眼泪，他们的快乐与幸福。

手记

2018年7月5日 成都

第一次见到杨虎是在2005年初夏，我参加崇州市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一望即知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虽正值壮年，表情里却有容易察觉的沧桑。他话很少，只说自己读高中时就读过我的诗作，很受激励。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知道他一直在努力写作，在不少文学期刊上不断能见到他的作品。后来，他以不俗的实力，连续三届获得崇州市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7月5日下午，暴雨初停，我和杨虎在成都一家茶坊的露台上坐定，听他慢慢讲述往事，讲述崇州，讲述街子古镇，讲述文井江，讲述崇州上古寺里那位来自天竺的国王……他渐渐摆脱了拘谨，表情活泼，让我想起了味江里的漾漾柔波。

杨虎出生在川西林盘密布的蜀州安乐乡，那里古称黑石铺，为出入崇庆县的一个驿站。黑石河为金马河外江的支流，沿着遍布黑色鹅卵石的河道，最后汇入文井江。杨虎兄弟二人，作为兄长，他十一二岁就开始下地做农活，插秧、割麦、挑粪、砍柴、种树、喂牲口……“川西坝子所有的农活，我全部做过！”一个70后出生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显示了一种底气。父母希望他念点书就可以了，成不了大才，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好劳力。但杨虎偏偏喜欢读书，在乡村找一切有字有画的东西，一读再读。他怀揣5角钱去县城的租书摊，一直看到关门为止，然后步行20里回家……后来他渐渐萌发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成为作家。

有一桩他至今感念不已的小事：小学三年级时，借了同学的好几本连环画回家，看到天黑，父亲一怒，几把扯烂。怎么办？班主任杨清知道后，请父亲来学校，委婉劝解一番，说“娃儿爱看书总是好事啊！”然后掏出几元钱，叫杨虎去赔偿同学。望着老师骑车而去的清瘦背影，杨虎承认：“老师给了我一种光。我感到他的背影笼罩在一团暖光里。三十年没有杨老师的消息，我至今很怀念他。”

16岁进入元通镇职业高中读书，杨虎进入了“文学发烧”的高热期。他一方面与同学切磋诗歌、散文，一方面创办文学社。因为严重偏科，他辍学了，准备到社会上闯荡。第一次来成都，跟随一个建筑队进驻汪家拐街的建筑工地，当油漆工。砂平墙壁、刷涂料、漆门窗……中午在街边吃盒饭，几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高中生路过，有人说：“看，穿‘雪花呢子\’的！”杨虎明白自己一身上下沾满涂料，“雪花呢子”的形容很准确。他感到苦闷、无出路。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人首先要解决温饱，喜欢文学毕竟是风雅的事情。但在有些人心中，文学从来就是一盏灯，而且是支撑自己、照亮自己唯一的灯。那么，往灯盏里注入的就不仅仅是大师的学识与经典名著的给养，而是不让自己倒下、熄灭的血气。杨虎相信作家彭程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坚韧比才华更重要。”

很幸运，他挺过来了。文学在生存磨砺出的坎坷道路上，渐渐绽放出属于他自己的花香。

本报记者 蒋蓝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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