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广植桤木

绘图李潇雪

苏东坡书写的杜甫诗《堂成》

【桤木简介】桤木，落叶乔木，长椭圆形叶子，边缘有稀疏锯齿。春季开花，雌雄同株，柔荑花序单生于新枝叶腋，果穗悬垂，构造略同赤杨。分布于中国大陆的四川、江苏、陕西、甘肃、贵州等地。

杜诗书法石刻碑廊起点处的苏轼书杜诗《堂成》。□蒋蓝

作家汪曾祺就表达他很深的地缘/名物情绪。《人间草木》里，收录了他的一篇短文《四川杂忆》，其中一节说：

我到过的城市里，成都是最安静的，最干净的。在宽平的街上走走，使人觉得很轻松，很自由。成都人的举止言谈都透着悠闲。这种悠闲似乎脱离了时代。

我不喜欢杜甫草堂，杜甫的遗迹一点也没有，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在哪里？老妻画张，稚子敲针在什么地方？杜甫在何处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都无从想象。没有桤木，也没有大邑青瓷。

武侯祠气象森然，很能表现武侯的气度。

新都有桂湖，湖不大，环湖皆植桂，开花时想必香得不得了。

汪曾祺不愧眼光独到，他明白，没有桤木的草堂，就算不得草堂。

汪曾祺来过成都多次，他不但熟悉成都，也熟悉杜甫草堂。1997年5月他出席了著名诗人孙静轩在四川主持举办的一次盛大笔会后，返家半月就逝世了，他没能看到在草堂南门浣花溪一线栽种的三千棵桤树。但实事求是地讲，杜甫草堂围墙之内，我至今也没有发现一株桤木。

其实，成都锦江、浣花溪等处，历来均有大量桤树。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朝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2017年7月，被评为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

蜀地桤木风姿 渗透于作家笔端

1940年夏季，朱自清第一次抵达成都，居住于宋公桥报恩寺租赁的三间简陋房子。他对成都的印象非常好，认为成都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居家。一年后他从九眼桥锦江码头弃岸登舟，入锦江而行至宜宾，再转川云山道进入云南。抵达昆明后他在一封致成都友人金拾遗夫妇的信件中，这样描述自己顺锦江而下的感观：“江口以上，两岸平原，鲜绿宜人。沿河多桤木林子，稀疏瘦秀，很像山水画。”

信件里提到的桤木，又名水冬瓜树、水青冈、青木树、桤蒿,属落叶乔木科，并不粗大，但可以长到三四十米高，具有椭圆形树叶，雌雄同株,果穗悬垂,椭圆形，木质较软，村夫采嫩叶作为茶的代用品，产于四川、贵州和陕西等地。此树春季发芽，秋季落叶也落子，桤树是由种籽繁殖的植物，因此一棵老树之下，往往会有成片的树苗，几年就可以迅速追赶上父辈。古人视校雠如扫落叶，意思是扫不胜扫。陆游在《新凉书怀》里就感叹：“无日桤林无坠叶，有时燕户有新雏”,是说桤木自夏至秋，日有落叶，不可胜扫也。想一想，如果天天有稿费单如树叶飞来，估计他也会喜欢桤木。

宋祁《益部方物记》：“桤木蜀所宜，民家莳之，不三年可为薪，疾种亟取，里人利之。”蜀人务实，对种植的植物选择上也可以窥见其生活美学的指数。

20世纪50年代，在武侯祠门前，就能看到左侧逶迤而动的肖家河，河岸均由成片的桤木林子构成，宛如一只踏水而飞的鹭鸟。河堤两边广被乔木，以桤树为多，此树质地并不坚硬，树干也不广直，故农人大多砍伐用做猪圈栏，也当烧柴。树皮、果实富含单宁，可作染料和提制栲胶。木炭可制黑色火药。堤边也间有柳树、芦竹、芭茅之类。从这里直至红牌楼，川西平原秀美而典型的风光一览无余：田野里大小沟渠纵横，农田中的农作物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桤木林中，莺学唱新词新调；稻花香里，蛙仍奏古曲古琴。

夏秋日雨过天晴，桤木树下会生出一种黑菌，叫“桤木菌”，因其生长地多伴有芭茅，人人戏称其“好吃不好采”。此菌的煮法是用清油加热放入盐，再在锅中倒入一小盆清水，放入菌子、大蒜，待其水开加入少量豆粉水，其味鲜美异常。

桤树在成都摇曳，早已经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深处，也渗透于作家笔端。李劼人在《死水微澜》里就描述道：“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沿着活水沟的那畔，全是桤木同楝树，枝叶扶疏，极其好看。沟这畔，是一条又密又厚又绿的铁蒺藜生垣。据说这比什么墙栅还结实。不但贼爬不进来，就连狗也钻不进来。”

李劼人笔下的细节均有来历，柏树、银杏、梅花、桤木同楝树，自然是成都常见树木，它们组构起一个个错落的林盘，农舍与植被互嵌，构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川西平原景致。

桤木和一般树不同的地方是，一般的树的成长，会耗费地力，但它的根系发达有根瘤，固氮能力强，能固沙保土，提高土壤的肥力。因此.桤木也是混交林很好的伴生树种，能促进杉木、柏木、马尾松、杨树等树种生长。

值得一说的是，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东郊很多林盘里桤树簇拥，锦江下游两岸也有绵密的桤木林此消彼长，顽强呵护着蜿蜒的河道。

杜甫在蓉广植 东坡书写桤木帖

桤木寻常，但也可以婆娑起舞。文人注重桤木的审美，农人钟情的，是桤木的实用价值。旧时锦江码头上，每天均有下游运送而来的油盐柴米出售，捆扎整齐的桤木木柴，是小户人家每日必须购买的物资。

古人认为，桤木能够肥田甚于粪壤；一旦得风，叶声发声如白杨，就像是穷人在热烈鼓掌。北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也说：此树“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种。蜀人以桤为薪，三年可烧。”

正因桤木具有以上特点，当年杜甫在成都修建草堂的时候，四处索要树苗、竹子、果树，听说桤木生长迅速，他就四处寻找。

而住在成都的诗人何邕是杜甫的好友，杜甫想起何邕的宅园中有桤树，就写诗向他索要树种。他的《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写道：

草堂堑西无树木，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何十一少府邕，名何邕，少府是唐人代指县尉的雅称，当时何邕担任利州绵谷尉。十一是排行（大排行），唐人称人习惯如此。宋时上层圈子也有这风气，是种雅称，现在这样喊就无尊重意味了，比如张三李四，很俗。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来到成都，修建草堂。第二年春末，草堂建成，《堂成》便是那时所作。可以发现，杜甫在草堂种植的桤树，应该不在少数。

可以推断，当时草堂四周桤木林的占地有十亩之大。竹林又占地多大？有一顷之广。《杜鹃》诗中说得更直白：“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

诗人的草堂尽管简朴，但杜甫一定会在其中竭尽所能营造艺术氛围。

杜甫慎重地题写的这首《堂成》，诗从草堂终于落成写起；中部书写景色，用“语燕新巢”作为转换过脉；最后由物及人，仍然回到了眼前的草堂，点出自己身世，蕴藉无限感慨。

“背郭堂成”之“堂”，为什么与“错比扬雄宅”的“宅”，进行遥相呼应呢？

杜甫之来成都，并非与扬雄之在长安可比。扬雄在长安作《解嘲》，尚有嘲可解，杜甫之来成都，已远离朝廷，漂泊而来。既不似扬雄之在成都为土生土长，又不似扬雄之居长安待机而作。徒在草堂居住，别人就以他居处比扬雄宅，显然杜甫的反讽语调，近似一种灰色幽默。其关合之妙，直如踏雪无痕。他细致地描绘了“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诗意图画。试想一下：高大的桤木遮住了阳光，和风吹响树叶好像是在吟咏，修长的笼竹萦绕着烟雾，它们的梢头还滴着露珠。这，的确是让诗人入梦的场景。

无独有偶，后来的王安石也在《偿薛肇明秀才桤木》中写道：“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而苏东坡笔下也屡次在诗中提到桤木，如《次王介甫韵诗》中：“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他还在《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诗》中云：“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而其《木山诗》中也说：“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可行檩”。

也可以说，苏东坡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桤木情结”的诗人。

《杜甫桤木诗卷帖》，又称《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乃是苏轼的行书，他是借杜诗以抒发流寓黄州的沉郁心情。但杜甫并无叫《桤木诗》之作，其实就是《堂成》。桤木，成为了他传递这一情愫的桑梓意象。跋文以及杜诗，说明桤木易长因而农家多栽植。行书结字秀润，姿态横生，笔法遒劲，墨韵生动，不愧为东坡中年时节意韵丰厚杰作。

苏轼所书杜甫桤木诗的全文，正是杜甫《堂成》全文：“背郭堂成荫白茆，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下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全诗共8行56字。

所谓“缘江路熟”，缘由是草堂在浣花溪上，溪近锦江，故通称江。江边本无道路，因营造草堂，缘江往来，走出来一条络，故曰缘江路熟。熟有成熟之意。“俯青郊”，意思是面对郊原。草堂地势较高，故用府字。

苏轼的跋文，回忆了蜀地与桤木的诸多关系：“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木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笼竹亦蜀中竹名也。”全文共12行103字。

这幅杰作原件，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著名结论，来自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此书描写张献忠屠川诸多真实亲历的细节，其中提到自己“奔入资、简界，比夜憩。林皋遇四虎，相逐过其前，直困卧荒草中，侥幸脱虎口。过淙溪，遇暴水，漂汹涛间，因浪附桤树岸获免死。”桤木竟然可以救命。由此可见，桤树在明末川中的寻常性质。崇州的桤泉镇，以及那里的桤木河就是两个地名学的案例，足以见得，桤木与蜀地民情纵切之深。

桤木也称“蜀木”今人重实用价值

明朝何宇度撰有《益部谈资》（三卷），其中特意指出：“桤木笼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爱。每见，必诵杜甫碍月吟风之句，第桤字音欺，不见字书。”原因是桤木也作梢木，古亦读作机木。《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单狐之山多机木。”郭璞注：“机木似榆，可烧以粪稻田。”汉朝成都人扬雄《蜀都赋》：“春机杨柳，褭弱蝉杪”，机、桤古今字。蔡梦弼指出：《蜀中记》“玉垒以东多桤木，易成而可薪，美阴而不害。然余尝历考韵书，无桤字，询之蜀人，相传以为丘宜切。”很显然，这是何宇度寓目欠广所致。

褚人获《坚瓠续集》也记载说：“四川有木名桤。其华可爱。王守溪（震泽先生）一日问蜀士曰：‘桤木韵书音楷，而王荆公则曰音欹。当何从。\’士曰：当从欹。庶人皆识之。因举荆公诗曰。‘濯锦江边木有桤，野园封植伫华滋。地偏幸免桓魋伐，岁晚还同庾信移。’守溪悦服。”这也多半暗示，“桤”字的发音应是蜀地土音。

我们稍微仔细一点，就可以发现大作家的心细如发，笔下的诸多细节绝非偶然。

与朱自清一样，“下江人”叶圣陶先生抗战时期旅居四川乐山、成都多年，他对蜀地的风物观察也堪称入味。到了1961年，他在《成都杂诗》里曾吟道：“慈竹垂稍见异裁，护溪桤木两行载。成都郊景常萦想，第二家乡今再来。”他是把成都当“第二故乡”，其钟爱之情溢于言表。叶圣陶早在1945年就写过《谈成都的树木》，他是沿袭着自己的江南视野，以江南园林的美学构成来评论成都的树木，认为成都各家院子里的树木过于繁密，“如果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下，在澄澈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这，恐怕又是不太熟悉蜀地的民情。蜀地审美远没有江浙园林的工巧，他们注重的是人的身体感受而非眼睛的审美，这就是繁、大、多、重、密，至于疏朗美学，那必须要到一个可以矫枉过正的时候。

现在桤木在成都依然随处可见，景观树早已经被各种高档树木取代了，桤树难登大雅之堂，其主要用作建材和制作家具的材料，其用剩下的边角余料、树皮和锯末，用于提取色素用。这就是蜀人的眼光，更多关注了桤木的实用价值。他们不懂利用桤木来造梦。

旧时，在成都蜿蜒曲折的浣花溪上，架有几座桤木小桥。木桥简陋，桥身连铁钉也见不着一颗，均用篾绳捆扎，故百姓称为“桤木桥”。桥的架子多选用三根粗大的桤木扎成一个单边，四个单边拱卫，四条巨大的桥腿插入溪水，再堆上大石条与鹅卵石护住桥脚，然后用桤木板将四腿捆绑固定。两边的桥栏杆也是桤木，连皮也不剥。虽然捆扎得紧紧的，但有人过桥时，有些摇晃起伏。人走在桥上深一脚，浅一脚，桥也随之晃晃悠悠。水中倒影如梦，那分明是川西平原的闲适之梦。

在杜甫草堂310米长的杜诗书法石刻碑廊开端，刊刻的正是苏轼书写的杜诗《堂成》，这一诗书联璧，无疑是迄今存世可寻的最早一件大贤书写杜诗的书法作品，引人无限感怀。

在我看来，成都的闲适，不是庭院幽深、曲径风荷、叩头如捣蒜；而是闲坐喝茶，独听雨檐琴声，白眼看鸡虫。楠木高敞，银杏肃穆，往往呵护的是高寺大宅。但寻常的、不堪做栋梁之才的桤树，俯仰之间，恰有蜀人的平常心：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佛堂终不如。

这就难怪古人干脆把桤树直接称为：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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