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转方式成都能否再次为全国“寻路”？

□本报记者 张彧希 蒋君芳

5年探索，素有“西蜀粮仓”美誉的崇州，在1090平方公里沃土上写出一份“农业共营制”答卷，“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一串串问号在泥土中被破解。

一年寻路，率先于温江试水的土地经营权收益抵押贷款，已在各试点县达成贷款协议177个，贷款资金4.2亿元。沉睡的资本被唤醒，土地“流不动”的瓶颈被打通。

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升级，责无旁贷。今年7月，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在成都举行，成都“寻路”，有望形成全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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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转”的路口

崇州市青桥村农民罗万才，已许久未操心过家里的4亩多地。即使什么都不做，每年大春结束后，他仍能从土地上收回两三千元钱。这源于崇州市近年来探索的一种新的农业经营体系——共营制。

罗万才以参股方式，把地交给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田间大小事。这是一种以“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新型经营体系：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耕种不失“话语权”、“收益权”；受聘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利益联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有专家评价，崇州探索，实现了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转”的路口：从拼资源、拼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安全、高效、绿色发展道路转变，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已成国家战略。

上个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更向外界透露出一份紧迫感。产业升级压力越来越大、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增收压力越来越大、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发展，已经到了不转方式就难以为继的地步。

会议筹备方透露，选择成都是个慎重决定。从蒲江到崇州，一路走田坎、进基地、看农家，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认为，成都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的探索值得关注。

除了以崇州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近年来，成都在广袤农田上，还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确实权、颁铁证，在成都，已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林权实测确权和登记颁证，基本完成集体资产股份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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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拓展转型空间

看着渔网中翻腾的鱼群，邛崃牟礼镇旭东水产养殖专合社负责人陈旭东忍不住笑开了花。让他开心的，不只是眼前丰收的鱼儿，还有这片鱼塘刚刚拿到的“牌照”。

今年6月，邛崃向包括旭东水产等在内的三家水产养殖合作社、企业颁发了首批农村水面养殖经营权证。拿着这个“本本”，陈旭东准备立即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让农业生产的各项要素进一步“流动”起来。今年，成都正试点颁发土地经营权证，同步开展养殖水面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确权工作。

转方式，成都不仅一直“在路上”，也要力争走在全国前列。“看不准、吃不透的，要充分利用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探索路子，及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站在新的高度再出发，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展空间？成都锁定重点：扩规模、调结构、强产业、可持续、提素质。

去年底，成都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体格保险等多个试点项目。成都的农业农村改革有望进一步推向纵深。“一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一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成都已获批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将推进5个方面19项改革任务。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共营制”、“生产全托管、服务大包干”等经营方式将在成都深入推广，到2020年，成都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将达到75%。

调整优化现代农业结构、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成都将抓好“菜篮子”、“米袋子”，抓好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二携手”、“一三互动”，在推动农产品加工“一中心、六园区、十基地”建设的同时，把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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