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概括不出自己做过什么大事，只知道“尽力而为”——— 群众一次信访 他用5年去调解

都熟他

镇上银行、邮局、医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他，群众到镇上办事，不少人直接去信访办问路

他都熟

手机、笔记本里存的电话，可以说三郎镇80%以上人家的电话号码都在他的掌握中

“张远，我要办XX事，该去哪个办公室？”“我带你去。”这种话不是发生在传达室，而是在信访办。这位给问路群众带路的，正是崇州市三郎镇群众工作办主任、信访办主任张远。这个生在三郎镇天国村，37年的工作岁月都交付给了三郎镇的张远，可在2月6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却一直概括不出自己做过什么大事，只想到了八个字为自己做总结：“力所能及，尽力而为”。

事实可不是这么简单，张远绝对配得上自己的荣耀———第五届四川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崇州市十佳民政工作者”，崇州市公务员年度考核中连续七年被评为优秀。

信访办主任的“密码本”

“10-3”“6-2” 猜猜啥意思

张远的办公桌抽屉放着一个老式的工作笔记本，已经写了三四十页，上面有“10-3”“6-2”等密码一样的字符，字符后面跟着人名、电话号码。“10-3”“6-2”乍一看是日期，其实是张远简写的三郎镇各个村组的代码，比如“10-3”就是指凤鸣村三组。

成都商报记者随便指出电话本里的某个人，张远连一个愣怔都不用，直接就能说出那个人的情况，“你说刘志文啊，他是个农家乐老板；这个呀，是村上的残疾人，需要特别照顾的。”

不过，这个电话本里的记录并不工整，墨迹深浅不一，有的是钢笔字迹，有的是圆珠笔字迹，还有不少画线涂改的地方，看得出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些人换电话了，我就改过来；有些时候了解到一个新电话，我就记到他那个村的页面背后。”张远估计，电话本上记录的电话，加上自己手机里存的电话，三郎镇80%以上人家的电话号码都在他的掌握中，其余20%人家，也能找到他的邻居。

别看张远的笔记本老式，他也自学了电脑，精耕的各种表格制作，每次交上去，都可以得到一个评价：“做得不错！”

这个信访办 常有人问路

“张远，我要办XX事，该去哪个办公室？”

群众说：“我就认得你，不找你找哪个？”走得开，张远带他们去；走不开，就指路

张远的工作经历起始于三郎镇广播站。“做技术、写宣传稿、播音、下乡去架线……我都干过。”在广播站4年时间，张远用脚丈量三郎镇，“最远的山上，我扛起杆子，走过去的。”三郎镇是一个山区镇，有几个村落零星分布在山上，从山脚到山顶的脚程需要两个小时或以上。

在三台村驻村的时候，张远为这两个小时的脚程愁翻了天。“山上种了川芎，质量很好，但是全部靠背篼背下来，卖不起价。”张远在村里发起动议，家家户户或出工或出钱，修起了盘山的土公路。公路动工那天，张远买来鞭炮，在山上放得噼里啪啦响，引来不少修路的人看热闹。

一年多以后，这条土公路修通，没有人受伤，山上的川芎也陆续销往山外，价格一路看涨。村民们办“九碗”庆祝，男女老少都拉住张远灌酒。

张远对烟没有什么爱好，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抽烟。不过，对外，他说自己要抽叶子烟，把烟叶卷起来，直接插在烟杆里点燃，吸一口，喷出来的烟雾弥久不散。“在乡坝头，他们就给我散这种烟。抽几次，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工作37年，张远在三郎镇是可以“刷脸卡”的人。和张远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说，镇上的银行、邮局、医院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张远，村、社区的老百姓也经常拉住张远聊上一会儿。工作时间，信访办办公室经常有人进来，有时是办事，有时单纯就是找张远的，“张远，我要办XX事，该去哪个办公室？”

“他们说，‘我就认得你，不找你找哪个？\’”如此，走得开，张远就带着他们去办事；走不开，张远就为他们指路。

现在，张远的办公室电脑还兼具“视频接访室”功能，镇上的群众可以通过他的电脑和接访的崇州市领导直接对话。

一次信访 怎么调解了5年

第一次调解，张远打出“私人感情”牌调解，对方不接招

第二次，张远让群众投票裁定，对方还是不松口；第三次，张远找来专业人员，对方依然不认……

张远的电话号码用了10多年都没有换过，镇上不少人都知道这个电话号码。不过，在遇到他的本职工作时，镇上的群众很少打他的电话，都是找他面对面交流。“群众信访调解，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张远说，更多的时候，一件事情面对面调解都需要跑三趟、跑五趟，甚至更多趟才能有成效。

张远给成都商报记者举了两个调解例子，一个是地界纠纷，一个是林权确权信访。“你看，这是个堡坎，下面是老刘家的地，上面是另外一家人的地。”张远先是就着办公桌，用手比划了几条线，模拟纠纷地界的现场，再说到纠纷的具体细节时，手又不断在这几个虚化出来的地块上指点，对位置把控得非常清楚。后来，又说到老刘涂改权证的事情，张远站起来，伸出左手模拟那本权证，右手在上面指一下，表示自己发现了涂改这一情况，左手反手往外一推，“我就这样把证给他看，‘你看，你这个很明显是改过的嘛\’，他就慌了，‘我们不说这个事情了嘛！\’”

张远说，他发现那本权证有涂改，除了字迹以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权证上的边界用的“路”字。“山区村划界，一般都是写以‘沟\’为界、以‘坎\’为界，没得写以‘路\’为界的。”

另一个林权确权信访让张远跑了不少路。2009年，凤鸣村村民老余未经村组同意，私自改扩建林地，还跑去办林权。“对这个事情，有人不满，有人在观望。我们就担心，事情没处理好，观望的人就去效仿，那就麻烦了。”第一次调解，张远打出“私人感情”牌，老余根本不接招，还开始写上访信。

第二次，张远换了一个办法———开群众大会，让群众投票裁定林地的权属。“90%的群众都投了否定票，老余还是不松口。”第三次，张远找到林业局的专业人员，他们一起走访、勘察，依法确定这块林地的权属和老余没有关系。老余依然不认。第四次，张远又打出私人感情牌，反复找老余谈心。一直到2014年4月，老余才接受裁定，在权属文件上签了字。

成都商报记者从三郎镇政府了解到，从接手信访工作以来，张远接到信访问题15起，成功调解、化解了13起。“力所能及，尽力而为。”张远如此总结。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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