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了332年的区划调整

通讯员 胡天生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沈丘划归陈州，割去了颍州的半个县，似乎颍州这边的官民都不知道！正德《颍州志》初稿由颍州同知刘节完成于成化年间，早于后沈丘“重建”之年，刘节当然不会知道。但是，《颍州志》是由颍州人储珊于正德六年（1511年）刊刻付印的，并补充了很多内容。正德六年比弘治十年（1497年）晚了14年，书中却一点也没有提到“重建”沈丘县的事，可见储珊在增补《颍州志》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如果说储珊不一定能看到有关割地给后沈丘的档案，那么，嘉靖《颍州志》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更晚于割地建县近40年，而且编者吕景蒙时任颍州判官，书中也没有提到沈丘之“重建”，足以证明割地一事颍州所有的官员都一无所知。嘉靖《颍州志·舆地上》在记录颍州州界的时候，对于其他方位，如果是与某县（如南到固始，东北到蒙城）边界相连，绝不会撇过县而直接说州，唯独于颍州与沈丘的边界，一说“其西北为开封之陈州”，再说“西北至开封府之陈州三百里，以州之界沟为界”。实际上沈丘割地重建之后，颍州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和陈州州界相连了。但嘉靖《颍州志》只说陈州而不说沈丘，显然是不知道后沈丘的存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道光九年（1829年）。《阜阳县志》编者李复庆在河南沈丘的志书中找到了笼统的记录，才知道河南沈丘建县的经过，而在此之前颍州这边连大致时间都不知道！此时距后沈丘的设立已经过了332年，而且已经改朝换代了。

本来，恢复重建沈丘县，并划归河南统一管辖，本来目的是为了化解因水利水患产生的矛盾，但沈丘的“重建”并没有消除泉河上下游地区因为水患产生的矛盾，只不过是把矛盾转移给了下游而已。明清两朝，这一地区水利纷争一直不断，但当时的纷争是河南沈丘和古沈丘人民之间的纷争——弘治十年之前的一家人，现在因为水患翻脸成仇。清道光《阜阳县志》“小汝水”（即今泉河）条下，用了近5000字的双行夹注，记载了道光五年皖豫两省关于颍州西部与河南沈丘、项城、上蔡各县水利纠纷的诉讼。虽然当时两省大员出面调停，但事情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曾发生过临泉、沈丘与项城边民上万人的水患武斗，致死人命，以至于中央派工作团连续数年常驻临、项、沈边界，调处水利纠纷，最后规定以周（口）黄（川）公路路面作为固定水位线，才缓解了双方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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