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道源何在 商文化基因孕育老庄 □马明亚

七足镂空器瓮棺

亳州作为老庄故里被视为道家文化的发源地，在经历几千年历史变化后，亳州现在有哪些道的承载，民间老庄研究学者、连山堂艺道创办人张真在《探寻从尉迟寺遗址出土器物到庄子鹏鸟的亳商文化基因》一文中提出，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的大量红烧土排房以及宏大的聚落遗存具备了先商的条件，鸟形神器、七足镂空器，以及奇特的瓮棺葬、神秘的大口尊刻符，无不与商王朝的文化薪火相传。从鸟形神器、玄鸟生商与庄子大鹏之间的商文化基因可以揭示出道家的商文化特征。日前，借助中国·亳州老庄和老庄思想学研讨会召开的机会，本报邀请张真就此问题在中国亳州网做了一个专题讲座，以下是本报整理出来的此讲座的主要内容。

鸟形神器的证明

关于老庄故里之争纷纷扬扬，延续数百年，比如关于老子故里，有人说是河南鹿邑，有人说是安徽涡阳；关于庄子故里，有人说是河南民权，有人说时山东东营，让学术之外的人一头雾水，让许多亳州人在讲起亳州是道源圣地的时候底气不足，不知道从何说起。张真认为亳州之所以成为老庄故里是因为这里有着道统的文化风气。中国文化的道是人类文化中最重的概念，道器不二，道永远不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道一定是在日用中，在日用的器物中，在日常生活中承载和呈现。尉迟寺出土的器物承载的道是什么呢，给我们什么样的发现，这个可以从尉迟寺遗址出土器物瓮棺及其上面的刻符、鸟形神器和七足镂空器等入手研究。

中国学术界关于三代的起源，最有争议、最不好解决的就是商，特别是对于商的起源一直争议很激烈。所谓先商，即商由部族到立国的一段里程碑式的转型时期。用进化论的论点看，这个能发展成商国的部族至少需具备两大要素：一、在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具有进一步立国的可能性，尽管这“进一步”可能在时间上会很漫长。二、在文化上与商要有明显的传承性。由于文化传承的相对稳定性，它实际已成为寻源的关键所在。那么，商汤建都亳之前商民族到底生活在什么地方，在学术界研究三代史最有影响力的张光直在去世之前说过，先商应该生活在河南、山东、安徽交界地区，蒙城属于这里，由于这里是黄泛区，所以田野考察一直没有能发现足够的证据和遗址，但就在张光直去世的第二年，国家社科院开始了对尉迟寺的发掘，第一次发掘就成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尉迟寺遗址也成为现今在河南山东安徽地区发现的那个时期最大的遗址。

在尉迟寺遗址出土器物中，鸟形神器是被认为最能反映尉迟寺人与商人关系的证据。鸟形神器出土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层，形制特殊，整体呈瓶状，顶部为一象形小鸟，中部突出，并在突起部位形成一凹槽，凹槽之下有四个对称镂孔，凹槽之上两侧又有对称变形抽象装饰，下部直壁平底，通高60厘米，中部直径30厘米，底部直径16厘米，呈红褐色，表面饰蓝纹。专家们多数认为它可能是鸟图腾崇拜和权力象征。

尉迟寺人的鸟崇拜与同样崇鸟的殷人是否可能同宗呢？

司马迁《史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作为殷人的神灵，不仅史有所载，在商人族徽中也能得到证实。那么，这共同的神灵祭祀会是巧合吗？

在殷金文中有一个“玄鸟”族徽，其结构与鸟形神器几乎无区别，都是鸟立于瓶器之上。张真认为，这肯定不再是偶然，应是先有“鸟形神器”后有这个族徽或文字。而且，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应不容置疑，反映意识形态的鸟形神器和同样反映意识形态的族徽之间的无差别，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是同宗的一支。

七足镂空器的数字信息

在尉迟寺遗址出土器物中，七足镂空器透露的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信息。该器出土于龙山文化层，共四件，形制相同，奇怪的造型透出神秘。器型为轮制，敞口，方唇，长颈，鼓腹圆底状，口径12.5厘米，腹径15厘米，腹部饰竖绳纹，腹中部有3个间距相等的镂孔，孔径2厘米，底有7个锥形底，通高42厘米，这是种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罕见的器物。由于七足并不等长，中间一是稍高，以至于不知如何正确摆放。由于四件相同，可以判断这种奇特的造型，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如果它是祭祀或宗教所用的神器，应当与生或死有关。

“七”本来就是古老文化中最神秘的数字之一。尉迟寺人特别制作的这种“七角”器（叫七足不准确）能传达什么呢？若用来祭祀祖先神灵，它会不会成为后世商周昭穆葬制的源头？《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庄子》中还有一个故事也把殷人的祖先与“七”联到了一起。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

《经典释文》释“七圣”，黄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张若四，謵朋五，昆阍六，滑稽七。这里，方明、昌寓、张若、昆阍四名同《史记·殷本记》中殷人祖先之名，昭明、昌若、冥、昏微如出一辙。为什么庄子会把殷人的祖先与这个以黄帝为中心的七圣扯到一块呢？

如果把以上两点同祭祀祖先、神结合起来看，自然就会想到《易经》复卦的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七日来复，往而复返也。这也许正是“七角器”所乘载的尉迟寺人对生命流转和祖神庇护的祈祷。

瓮棺刻符的遐想

在尉迟寺遗址出土器物中，瓮棺及其上面发现的符号更是给人无限遐想。瓮棺又叫大口尊，像一个炮弹，最早于大概30年前发现在山东凌阳河，当时震惊考古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的用途，器物上还有一个刻符困扰了各国学者。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30多个瓮棺，其中有20多有刻符，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这个图案符号只出现在大口尊上，至今尚没有在其他形制器具上发现。大口尊在尉迟寺遗址基本都是葬具，在凌阳河却是随葬品。刻符位于大口尊的位置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刻符的前两节符号基本一致，但第三节符号变化很大，几乎没有重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它潜藏着什么秘密？如果说它是族徽，为何只刻于大口尊？如果它是“酒神”，为何刻于葬具？如果它是“日、云气和山”，未免太过于浪漫。

张真认为，大口尊是作为葬具而出现的，那么依附于大口尊沿部的刻纹必须有着关于生死的隐喻。流传久远的关于“返胎重生”和“天开鸿蒙”的神话也许有助于我们认知刻符的隐喻。三代以及它以前的很长时期，人类都有虔诚的敬畏鬼神之心。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并积累着对天地和生死的敬畏与认知。于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再看大口尊，像是大的子宫，而刻符则表示宇宙的创生和生命的轮转。第一节表示混沌未开。第二节表示初分为二，曰阴曰阳。第三节表示世界万物，包括生命。先民们认为生命是流转的，能从混沌到万物生灵，也能从生灵复归混沌。因此，把亡婴放入如子宫一样的瓮中，便可以达到“返胎重生”的效果。这当然需要当时的巫师通过仪式来完成。这个刻符很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浓缩了人类的创世思想，若干年后，它终于影响到一个叫老子的人。于是，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也许又能反过来印证为什么刻符的第三节图案各不相同的深刻原因：因为万物皆不同。

并不是每个亡婴都能享用这“刻符”瓮的“引渡”，足见尉迟寺人等级的分化。但是，为什么凌阳河人没有把它用作葬具而只是作为重器随葬成人呢？也许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尉迟寺人在当时已是大的部落联盟首领。凌阳河人也依附于他们。大口尊是尉迟寺人作为祭祀赐予同盟的重器，故各同盟部族不敢越级使用，只能随各族“王公”随葬以彰显身份。

张真推测，尉迟寺人不仅是个规范庞大的聚落，还应是文化的高度占有者，种种迹象都能表明，若干年后或许由于洪水、战争，尉迟寺人沿淝河上行十几公里，迁到一块有山的高地——北冡（今蒙城县坛城镇），因其地势高，临小山，适合人居，很可能正是在那里，建成了最早的亳城，并缔造出一个伟大的商王朝。

（下转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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