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与“东州逸党”的精神渊源

□白峰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有着政治上的对立，两家父辈的不同抉择和人生际遇，虽然并不必然成为其后人人生路径选择的决定因素，但是家风也的确有所不同，至少风骨上有差异。另外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文化也有差异，赵明诚青少年时期随父居住在京都汴京，李清照小时候在齐州长大，其硬朗大约深受当日泰山学派和“东州逸党”的影响。

“东州逸党”的几个重要人物可能在精神气质上给李清照有过一些影响，这里还是值得述及。范讽，齐州人，是“东州逸党”的领袖人物，他年轻时赶上了宋真宗泰山封禅，曾献《东封赋》，得任平阴知县，后又举进士，通判淄州。时淄州发生大旱，蝗虫滋生，危害百姓。蝗虫不食菽，因此百姓希望补种菽，但苦于无种。范讽巡视邹平县，决定开官仓贷种于民。县令以为不可，范讽愿负全责，随即贷出3万斛。到秋季，百姓都如数还官仓。范讽后通判郓州，升知青州，时山东发生饥荒，青州人、宰相王曾家中粮食颇多，范讽议决发王曾家藏粮数千斛赈济灾民。显然是敢于任事之人。《宋史·范正辞传》记他此时“持母丧，许归齐州，日饮酒自纵，为时所讥”，云其“词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受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范讽后被召至京师任龙图阁直学士，因政派斗争，被讦奏，贬官。诗人石延年等与之交好，也都受到牵连。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与石介志同道合。石延年的诗歌豪迈不羁，其人也使酒任气，不拘小节。石介的门人杜默(师雄)的歌行，打破格律束缚，喜用民间俗话，言词慷慨激昂，虽文采有所不足，但勇于创新。李清照词后来也擅以口语入词，不知是否就是受了杜默的影响。石介曾写《三豪诗》，其序略云：“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修)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石徂徕先生集》)。文中提及的“诗豪”石延年，曾任金乡县令，与济南的范讽既是酒友，又是诗友。他俩和诗人刘潜(定陶人)等，“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进多慕之”(《宋史·文苑传》)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东州逸党”，所谓“东州”，指宋代京师(开封)以东，即京东路，其地区相当于今山东省。所谓“逸”，即不受束缚，奔放纵逸之意。李清照少女时代曾作二度游的溪亭，其主人徐循即是范讽的追随者。徐循曾有解剖尸体之举，以求证“三焦”是否有形之物，其结论虽未必正确，但其行为在那个时代颇为少见。李清照瞻仰溪亭，可能对徐循以及“东州逸党”人物或有敬仰之心。

“东州逸党”整个群体皆任性豪迈，非只一人。其可考者还有历城李冠、淄川王樵等人。

临淄人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当时人记当时事，故生动可信，其中对王樵的记述，颇能体现“东州逸党”的风气：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击剑，有概世之志。庐梓桐山下，称淄右书生，不交尘务。山东贾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举族北俘。潜入虏中访其亲，累年不获，乃归。太守刘通诣樵，踰垣遁去。其后，高弁知州事，范讽为通判，相与就见之……晚自号“赘世翁”，预卜地为窌（地窖），名蚕室，中垒石榻，刻铭其上。后感疾，即入蚕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剑为葬。著《游边集》二卷、《安边三策》、《说史十篇》，皆已散佚。济南李芝为《赘世先生传》，载其事。

从这些人身上，可以见出当时济南及周边的士风，多豪放任情，不随俗流。其流风所及，就是产生“济南二安”的地方文化背景。

济南文坛前辈徐北文先生在文章中曾论及：

格非评论文章，曾说：“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惟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苏轼)《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张邦基《墨庄漫录》)李格非提倡“横”，提倡“离俗绝畦径”，不在乎“众人之疑”，无怪《宋史·文苑传》评价他“苦心工于词章，凌轹直前”。这种“凌轹直前”的精神，就是“横”，也就是“逸”。李格非的主张是和范讽等一脉相承的。而他的女儿李清照之所以倜傥自喜，俊逸绝伦，又是继承父风，也是在“东州逸党”的风气熏陶下而使然的。至于稍后出现的辛弃疾，这位豪放派词作大师，其文风之横、之逸、之豪，也与“东州逸党”的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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