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识人：刑警吴洪湃的物证人生

跟吴洪湃一起走在路上，他会忍不住看他人的步态，望到好远。

往近处看时，54岁的他早已离不开老花镜了。单位摆两副，家里放两副。这两个地方还各有一个出差包，随时打算奔赴现场。一年平均有四五次深夜出动，除了洗漱用品和工具，他的出差包里固定有保温杯和原味花生，“到了凌晨会饿，买咸味的话担心口渴又没水喝。”

比他年龄大的同志都会称他“老吴”。他长得有些“着急”，多数人说这是因为老吴工作不舍昼夜。

单位给他开辟了一处足迹工作室，玻璃柜里陈列的都是石膏，看着不过是深深浅浅相似的足迹，但这些是吴洪湃的宝贝。

吴洪湃在自己的足迹工作室。受访者供图

今年是他在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工作的第33个年头，他先后参与各类刑事案件检验、复核8500余起，勘查重特大疑难案件400余起。被评为全国优秀刑警后，他做足迹鉴定的功力很快通过媒体传开，可以通过足迹或者视频监控里的参照物和步态判断嫌疑人身高和年龄，年龄误差在两岁以内。全国公安系统内部向他求助办案的人越来越多。

“足迹是刑事案件现场发现、提取率很高的一种痕迹，但足迹检验技术也是刑事技术一个很小的方面，不用过分夸大它的功用。吴洪湃的钻研精神比他钻研了什么更激励人一些。”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张涛说。

在国庆中秋假期后不久，担任中心痕迹室副调研员的吴洪湃又去出差了，每一个充满未知的现场才是他的战场。

入行

吴洪湃与其他两位公安同行正步走上一卫视综艺节目的舞台，他个子不高，体型敦实，间或露出憨憨的笑意。

他在节目现场展示通过未知足迹判断行走者的年龄，误差不过几个月。

吴洪湃妻子看到节目里丈夫诉说案情侦破时那种专注，突然被打动。有些案子老吴跟她提及过，但他轻描淡写，让她以为破案稀松平常。

1979年，16岁的吴洪湃考入清华大学五年制的核物理专业，“我很喜欢物理，就想往深了学。”

他刚入校，当时留美归来专门研究核材料的教授李恒德就告诉新生，读书不为别的，“就为国家强大”；他还深刻记得，1984年老校长蒋南翔对学子赠言，“清华送给学生的是猎枪，而不是干粮”；他和同学也互相鼓励，“牛顿给世界留了四个力学公式，从事这个专业，我们怎么也得给后人留两条曲线吧。”

“那时各个单位都要人，辅导员就问我对工作的想法，我说第一是坚决服从分配，这是青年的态度。第二，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尽量别改行；第三，我想回去建设家乡。”

吴洪湃本以为回老家会从事核防护相关工作，没想到被分配到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室，一上班就发给他两个放大镜。

面对陌生的术语和工作，他有些发愣。他选择用最笨的方法学习——抄书。那时还是单休，对他来说单位宿舍只是睡觉的地方。下班或休息天，他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抄书，能找到的专业书，他都抄了至少五遍。

“90后”小伙子由扬跟吴洪湃在同一科室工作，常跟着出现场，他佩服老吴在机井或苞米地里打捞或目睹尸体时的镇定。

其实，吴洪湃的平静并非一蹴而就。

他第一次跟着老法医“出现场”，看到命案现场血淋淋，他心里有点打鼓。那时还戴着副黑色粗边框的眼镜，他故意把眼镜往鼻尖推，用眼镜框挡掉视线中的现场痕迹。完事后老法医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不敢说自己啥也没看到，只能借口说年轻人来学习，还没形成看法。

他向前辈讨教，如何克服这种“心魔”，总结下来，“把它只当做工作，是为死者讨回公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实验室工作的那部分，需要省公安厅出动的一般是基层“疑难、敏感案件”的现场勘查，为侦查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吴洪湃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深感基层办案单位渴望破案，也看到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

有一次他出差去一桩三口之家被害案的现场，程序上要让受害者亲属过来清点财物，他眼见那位受害者亲属平静却尖利地反问民警，“人都没了，你告诉我要这些钱干嘛？”说完，那人恸哭。

在案发现场，痕迹分为手（掌印）、足（足迹）、工（工具痕迹）、枪（枪弹痕迹）、特（特殊痕迹包括牙痕、蹄痕、轮胎痕）。吴洪湃熟悉那些抄了多遍的专业书，发现其他几种痕迹研究都相对完整，唯独足迹方面的研究很少，相关教材的解释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1992年《全国足迹检验技术研讨会纪要》中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新的足迹检验方法及手段层出不穷，“但在刑侦实践中，大家感到足迹检验技术尚存在一些欠缺或不足，主要表现在对足迹检验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对足迹特征的确定与测定还缺乏科学的定量手段，足迹检验新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还比较困难等。”

当时内蒙古足迹专家的技术水平在全国领先，他有些同事去内蒙古送检，检验结论对破案发挥很大作用，但同事跑一趟真不容易，背着一箱石膏坐汽车倒火车再倒汽车。

“我当时的想法挺朴素的，就想做点什么让基层同志少跑腿、少受累。”

换岗

到1992年，工作拼命的吴洪湃对足迹研究已颇有心得。

他参加了两次的学术交流会。当时已经写就三万多字的《理论足迹学研究》，这篇论文后来成为20年后他写书的纲要。

1992年冬季，山东省公安厅附近一条马路开挖管道，路边未干水泥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吴洪湃常常在上下班路上蹲在那些足迹旁边，一看就老半天，引来路人围观。他感到好笑的是，有几次他都钻出人群了，围观的人都没散。

有段时间他会一早经过济南市八一立交桥北附近的一所小学，驻足观察那里的学生早晨集中上学，看学生蹦蹦跳跳的，他也不禁模仿起来，招致许多路人侧目。

还有一次，他跟在一位长者身后观察其行走特征，老人发现后用拐杖指着他说，“孩子，你也有老的一天！”他也跟过30岁的少妇走路，在街上被人大骂流氓，跟人解释不清，他只能落荒而逃。

1993年，物证鉴定中心新引进了理化检验方面的设备，领导让老吴去理化检验室工作。这使他必须丢开已熟悉的专业，在一片新的领域进行再探索。

“这好比说我们在一个阵地，我是个狙击手，在这打着，但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扔手榴弹，但我不能说我想留在这里狙击，技术得服从战术。”

从1993年到2003年，吴洪湃在理化检验实验室工作。受访者供图

“内心绝对服从组织安排，但又确实舍不得离开已取得初步成果的专业。”老吴回忆说。妻子也清楚记得，老吴当天回家为这事放声大哭。

毕竟他已在痕迹检验室工作近十年，尤其痴迷足迹的研究，“投入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走路，这条腿迈出去，不知道另外一条腿怎么落步。”他老把腿悬在半空就寻思起力的相互作用和可能形成的足印。

事已至此，他只能把足迹研究转化成自己的业余爱好。一下班，他就钻到储藏室里看书，晚上和周末全和足迹研究泡在一起。

深夜想到什么，他会把熟睡中的妻子喊醒，眉飞色舞地诉说一顿灵感，然后自己沉沉睡去，留妻子一人清醒到失眠。

有三个多月他住在山下天天能听见鸡叫，天亮了都睡不着。有一天是凌晨三点多，脑中突现灵感，赶快画了一张行走重心曲线的草图，等着画完了已经六点了，一地纸团。

“画完以后好像是没有精神支柱了，全透支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老吴回忆至此，眼泪倏忽而下。

这是1993年，吴洪湃画出了人体重心在四维空间中运动轨迹线和权重重压点转移轨迹线，定量解析了25岁左右时足迹特征的形成机理。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 图

那十几年里，妻子感觉吴洪湃“经常像得了精神病一样”。她有次忍不住发脾气，“吴洪湃，你太自私了”。可先后搬过几次家，即便丈夫在外出差，她也都是先小心翼翼地“安置”他数万字的论文手写稿，生怕丢失。

吴洪湃本职的理化检验也没落下。十年间，针对检验中遇到的难题，他主持研究的一个科研项目、参与研究的两个科研项目均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年，惠民县一名9岁女孩在去邻村听评弹的途中遇害并被抛尸荒野，他当时发现死者裤衩内臀部位置有泥土，推定可能是案发第一现场留下的。他于是指导办案单位提取邻村近百份泥土样本并进行多参数的检验，最终找到了嫌疑人，案发地则在家中的储藏室。

吴洪湃和同事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2003年11月，吴洪湃当选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理化检验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委员，是全国当届的21人之一。

会战

2003年下半年，理化标委会致电二十一人之一的吴洪湃去北京开会，他却答复，“我不开了，我这边顾不得。”

事实上，2003年的3月份，吴洪湃又被调去情报资料室（亦称为指纹室），受命参与公安部的指纹“破案会战”，组建全省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当时全国只有五个省没有省级指纹系统，分别是山东、青海、新疆、海南、四川。

他与同事去北京开会，几个省份组一桌，但吴洪湃一桌的人都是来自这五个省份的，局面有些尴尬。“其他省份都有省级指纹系统，他们之间也会合作，跟我们说不着。同一桌的又都没经验。”现电子物证室主任，足迹课题组成员张冬回忆，他曾参与指纹“会战”。

吴洪湃回到济南后，一天工作16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晨六点半从家里出发，七点准能到单位，晚上十一点半下班。

张冬对那半年每天像打仗的日子印象深刻，指纹系统也是“边打边建”。吴洪湃给大家鼓劲，“你们累了就给我打电话，只要大家没下班，我绝对也在工作”。

那时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用眼药水都是以一打为单位。有趟领导经过机房门口看到眼里布满血丝的吴洪湃，逗趣说，“老吴，上班喝酒可不行。”吴洪湃有些认真了，“你闻闻，哪有酒味？”

吴洪湃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雷厉风行和生活中的闲情逸致有些反差。张冬每次跟着他去出差，如若晚上回到酒店有时间，吴洪湃会打开电视，调至央视11套戏剧频道，看得聚精会神。一般上班早上八点半到单位打扫卫生，吴洪湃也会哼几段，给养的花浇浇水，生机盎然。

清华大学1978级校友沙凯逊今年70岁了，也喊吴洪湃“老吴”，他是每年山东校友聚会的组织者。沙凯逊研究生读的是信息管理方向，退休前是山东建筑大学的教授，退休后仍保持着一年发一篇学术论文的记录。

在他印象中，吴洪湃朴实低调、好钻研，“他也讲过搞足迹研究，跟着人家路上走，被女同志误会过。”但他一直闹不清吴洪湃具体工作内容。

直到他受邀参加省公安厅组织的技术鉴定会，才知道老吴在刑侦和物证研究上涉猎很广，参与筹建省级指纹系统，“我不了解他行政职务晋升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他敬业，个性爱较劲，爱使劲。”

传道

有些足迹鉴定的结论得不到法院的采信，基础理论薄弱的足迹检验学在本世纪初逐渐走入一个低谷。

DNA等新技术的引入也减少了刑侦过程中对足迹检验的依赖。但是吴洪湃有自己的坚持，“到现场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所有真实、正确的信息对破案都有用，足迹反映出的犯罪嫌疑人信息也是其他痕迹物证不能代替的。”

但如何让足迹检验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科学的解释，形成完善的理论便于向广大技术人员推广？吴洪湃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

2003年，他随爱人去医院看病人，在一楼经过卫生间门口时有滩水，“我爱人在前面，我在后面提着东西，我看到那些才过水的足印就蹲下看，提着的一箱牛奶垫在大腿上，我心想这人三十六七岁，应该是女的，我爱人回头来找我，大声说，’别看，那是我的！\’”

2000年到2004年，吴洪湃从理论上完成了对30岁左右、35岁及以上年龄段足迹特征的形成机理的分析。2007年，他在地下室整理书箱，发现有本运动解剖学书，随手翻了下看到一张启发性很大的图，“当时我就哭了，我说你怎么藏这儿了，我找你多少年了，找不着……”

这一运动解剖学的图启发了他对足迹形成的思考，吴洪湃此前寻觅已久。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 图

对于20岁左右足迹特征形成的解析一直困扰他，直到2008年的秋天。

那天他送念高中的儿子去上学，学校初中部的学生跳着从他身边走过，他又从侧面看了看18岁的儿子。走着走着他突然顿悟了什么，离开行走的柏油路，跪在了路边的草地里，用拳头擂着草地，大声喊，“我知道了！”儿子吓坏了，忙跑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20岁怎么走路的了！”

他随即用树枝在草地上画出曲线，后来从理论上完善了对20岁左右足迹特征形成机理的解析。

他记得回到家自己开了瓶啤酒，当时不知道啤酒什么味，只是一边喝着，一边念叨20岁，20岁……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步态特征，简单来说，16岁之前是跳 、20岁左右是蹿 、25岁左右是晃 、30岁左右是扭 、40岁以上是挪 。”如今，吴洪湃可以轻松概括，全然不见当年每一步探求的艰难。

2009年，他的《足迹特征形成解析及足迹特征相对稳定性研究》内容被列为公安部的重点研究项目。

2010年5月4日，淄博高新区刑警大队大队长韩明见到了新来挂职副队的吴洪湃。当时，吴洪湃和团队的研究进入瓶颈期，组织安排他到破案攻坚能力强的团队，希望通过挂职锻炼将他的数项研究成果在实战中完善、升华。

韩明记得初见老吴，觉得他不声不响、不拘小节、不合时宜，“手机套挂在腰带上，穿布鞋，便衣好像就那么一件，不怎么换……”但他一工作就“画风突变”——趴在地上歪着脖子看沙发底下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晚上勘查现场没看够，他白天再去，看好几遍；跟人聊业务就滔滔不绝……

吴洪湃在莘县“2.09”杀人案勘察现场。受访者供图

吴洪湃和他的课题组终于在2011年完成研究任务，公安部派出的验收专家也给出了评价：“研究成果填补足迹学中对足迹形成过程中足与承受客体相互作用部分的国际科研空白。”

有人问他，要不要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发表到国际期刊上。他说，在国外发表了难道还让国家买回来吗？虽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2012年5月，他回到阔别19年的痕迹检验室工作。同年8月，他和团队的研究成果《理论足迹学》出版。

“研究应该是正向的，先研究人，再研究他的运动，接着是相互作用，最后研究足迹特征。应用则是逆向的，看见足迹特征，想到它怎么相互作用，如何运动，然后才是什么样的人体特征。”吴洪湃说，他开始将规律运用起来——通过视频监控中嫌疑人的步态特征判断其年龄。

2015年6月18日临沂发生一起金店抢劫，犯罪嫌疑人身穿风衣、头戴摩托车头盔，现场指挥部给吴洪湃送来现场监控视频，他盯着看了一天一夜，最终判断嫌疑人在33岁左右。案件侦破后，证明犯罪嫌疑人年龄为33岁7个月。

他看法治类电视节目《天网》、《一线》，别人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他每次都看得很紧张，“我要赶在节目结束之前作出分析结论，再比对最后结果检验正误。”

吴洪湃在研究中曾多次想过放弃，“太难了，不知道头在哪儿，不知今生能否突破”，但很快又说服自己，“总得有人来干，能推给谁？一个人要有一点理想”。

他回想33年来的工作，遗憾每个专业都还有没有完成的研究课题，恨不得将自己分身，在退休前完成这些；也很欣慰干了三个专业，都尽心尽力投入。

在他从事指纹工作的9年中，山东省公安厅的指纹协查工作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他参与研究和主持研究的三个指纹专业的项目分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个一等奖和两个三等奖。足迹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大学毕业时只梦想在自己从事的专业研究能给后人留下两条曲线，现在我和课题组为后人留了一门学科，今生无悔”。

吴洪湃想过退休后去幼儿园当老师，无忧无虑。

他工作起来话不多，却是“孩子王”——省公安厅大院里的孩子见到他会主动上前击掌，有时团坐在他身旁吃饭。“跟孩子交往，你真诚与否孩子马上会有感受。”

他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也常会想起年轻时带儿子一起植树时的对话。

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大家提倡爱劳动，“小孩你让他怎么爱劳动？”吴洪湃买了一套植树的工具，一把镐子，两把铁锹，带儿子去山上植树。

儿子就问他，“为什么要植树？”

“在大树下凉快不凉快？”他反问儿子。

“凉快！”

“那以后你当了爷爷，就可以告诉孩子这是吴爷爷栽的树。”

那时候吴洪湃挖土，儿子负责扶着树苗，他扶直了老吴就往上填土，种完之后就鼓掌。有一次他故意逗儿子，“等你大了咱也不植树了。”“爸，为什么？”“爸爸老了，刨不动了。”“老了你扶着树苗，我来刨啊。”

老吴说起刚参加工作的儿子，“他天天都是办公室最后一个走的年轻人。”

（张家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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