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杜第一代西医杜宪法（四)

新中国建立初期，杜宪法应邀到北镇活塞厂前身北镇铁木业社当厂医，深受工人尊敬。建国初期的历次运动，或多或少地冲击着他。他在旧军队的那段经历，也开始有人议论，并且多数人对他不理解。于是他就向厂里提出了辞职回家的请求。可厂长爱才心切，说什么也不答应。相持了几日后，他竟口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厂里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就通知了他的家人，把他接回了家里。父老乡亲闻讯后，心急如焚，用门板作了一个临时担架，自愿组织起8人，（他们是李振宝、高法永、高令华、高法宗、杜述铎、杜宪亭、高令庆、高承美）连夜将他送到惠民县城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当时去的人，个个家贫如洗，临行前，单位发给的3元钱饭费，谁也没舍得花，饿着肚子返回了家，把钱交给了杜宪法的家人。死里逃生后，他再也没到村外工作，在本村的医务室做了一名普通的村医。

村里有几个老年病人，被人们称作“痨病”（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像过关口一样，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根本不用叫，总是按时上门诊治。只要他一到，病人心里感到格外宽慰，就像来了救命菩萨一样安心。有的病人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有的久治不愈，他就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慢慢调理。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多数恢复了健康。还有什么老鼠疮、对口疮、黄水疮等，在当时可谓是顽疾，可在他的细心调治下，都慢慢痊愈了。

受其影响，妻子学得了一手接生技术。三里五村的，只要有求于她，也是从不怠慢，不管冬夏、黑夜，经常有人敲门，一遇到这种情况，老俩口总是竖起耳朵听清楚，是叫“三叔、三爷爷”，还是“三婶子或三奶奶”，分清找谁后，就立即起身。有时吃着饭，一说有病人，丢下饭碗就走。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就像中了邪一样骚动不安。命运又一次无情地捉弄了他。起因是在上级的一份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因此怀疑他有历史问题。但本村的红卫兵和乡亲们并没有为难他，批斗之前总是先客气地叫声“三叔”或“三爷爷”，然后凑到他耳朵上悄悄地说：“咱也得上去应付应付啊，这是形势，没办法啊！”这话虽然朴实而简单，可着实让人心暖。经过对他四处调查，除了都说他是个好人外再没有他说，敌档中的名字也是那些喝兵血的家伙为吃空饷私自虚报上去的。既然这样，都是自家乡亲，谁还忍心去无中生有地借题发挥呢！

1980年春天，杜宪法长眠在了小时候就发誓不再离开的故土。床前的遗物中，除了一套不知翻看了多少遍的四大名著外，再就是他钟爱了一生的酒精灯、消毒盒和手术刀。

■是的，高杜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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