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顺
“七一”前夕,从单位领回“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后,我思绪万千,入党那年的经历又在脑中显现。
1970年6月,我高中毕业。高考尚未恢复,我只能回村务农。回村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村支部书记原孝西,按辈分,我叫他大爷爷,说“给我安排什么活儿都行”。他很高兴:“好哇,你是咱村文化高的人了,就到村里果业队当技术员。听说你在学校表现不错,回村里当农民也要当得像模像样。”
就这样,我一头扎进果业队。那时还没引进红富士这个品种,村里的苹果园有20亩青香蕉、20亩红香蕉和15亩国光,还有十几亩小杂果。技术员王学顺和我同辈,我叫他大哥。我虚心向他求教,他也毫不保留地向我传授各类技术。我又到书店买回几本果树栽培的书籍,和他一块儿钻研。秋天,苹果快熟时,我搬到果园小屋里日夜看护,和王学顺同睡一铺炕上。
修剪、施肥、浇水、打药、疏果、除草,果业队的十几名男女老少像伺弄孩子一样精心管理着几十亩果园,被公社树为样板。秋后,因苹果品质好、产量高,卖了个好价钱。
老书记还让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我组织全村青年为烈军属挑水扫院子,编写黑板报,组建青年突击队,参加各种抢险活动,只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干劲满满。
1971年初,我向老支书提出想入党。他说:“你回村后的表现,党支部和全村人都满意。你赶紧写份申请书,支部研究一下。”
我连夜写了一份两千多字的入党申请书,第二天,郑重交到老书记手里。他说:“你还需要找两个入党介绍人。”“大爷爷,你就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我说,另一位,我找的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立永,我三叔。
两个月后,我得到通知:公社党委批准我入党了。我没想到能这么快,一激动,泪水流了下来。那年,我22岁。
后来知道,因“文革”的影响,全国多年未能发展新党员。各级党组织恢复后,急需补充新鲜血液。非常时期,发展新党员没有预备期。
入党后,我白天忙果业队的事,晚上忙其他工作,干劲更足了。
一天中午,我从果业队收工回家,见南屋邻居老烈属原秦氏,站在我家院中默默流泪,母亲正忙着往筐里装草。我问:“老奶奶怎么了?”母亲说:“你老奶奶家里没草做饭了,到队里场院拿点草,被赶回来了。”
我赶紧提起一筐草和一捆木柴,给她送到家里,说:“以后没草烧您告诉我,我给您送。”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原秦氏是位老烈属,一个年近七十岁的小脚女人,连个名字都没有,丈夫姓原,娘家姓秦,大家都叫她原秦氏。她丈夫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女儿远嫁他乡,她一个人独自生活。我把这件事当即向老书记做了汇报。他听后怒目圆睁,脸色铁青,半晌没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在全村社员大会上,老书记站在会场桌子前面,威严的目光扫视会场。他,一米八几的个子,高大魁梧,不怒自威。他1944年参军,1945年入党,在一次掩护北海银行转移的战斗中负伤,是三级伤残军人。1952年复员后,他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威信很高。
看到老书记严肃的样子,社员们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他严厉批评了二队那个保管员,责令他为老烈属备足半年的烧草,并宣布:今后全村6户烈属、8户军属如缺柴草,可到场院去拿,任何人不得拦挡。接着,他回顾了1947年全村青年踊跃参军的情景,讲述了村里6名烈士的光荣事迹,最后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说:“没有烈士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现在,原秦氏竟然连做饭的烧草都没有,我这个书记当得失职,脸上无光。我对不起全村牺牲的烈士,没有照顾好他们的亲人。”老书记话说得那样沉重,下面的人听得动容,有人甚至低声哭泣起来。
一天,老书记突然问我:“如果上级要调你到外面工作,你去还是不去?”我寻思片刻说:“我服从组织安排。”“是这样,县商业局派人到学校和咱村考察过你,准备调你到外面工作。我当时没有答应他们,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舒了一口气,说:“大爷爷,这件事,是去是留,您做主吧。”
过了几天,老书记又找到我,说:“你还是走吧,外面的天地广阔,任鸟飞,任鱼游,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事情。我不能把你拦在村里,耽误了你的前程。”说着说着,他眼圈发红了。我心里一酸,哭着说:“大爷爷,您如果不愿让我走,我绝没意见,我会在村里和你一起,为改变咱村的面貌干一辈子。”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还是去吧、去吧,这是调令。”说完,转身走了。我知道,再说下去,他就要掉泪了。
再一看调令,明天,就是去商业局报到的日子了。
我参加工作后,老书记从来没有利用我干商业的便利,让我为他谋半点私利,哪怕是多买一斤白糖、两包香烟也没有,从来没有。
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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