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了极为庞大的宣传系统。川陕苏区的宣传系统,既包括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政地方宣传教育机构和红军内部的宣传教育机构等专门的宣传机构,也包括承担部分宣传教育工作的其他机构。这两大宣传机构中存在数量巨大的专门宣传队和临时宣传队,且女宣传队员占有相当的比例,保障了党的宣传工作和革命事业的有效开展。
红四方面军及下辖各军、师有宣传队,分别隶属于总政治部及各军、师政治部,其中女宣传队员所占比例很大。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的吴朝祥(女)回忆:“在军队中各级宣传队工作的,大多数是女同志。”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后,成立总政治部宣传队,共有四五十人,第一任队长是陶万荣(女)。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宣传队,由军医院剧团和军政治部所属的宣传队合并组成,共有三个分队,第三分队共十人,其中女队员有六人。红三十一军扩红宣传队有三四十人,其中一半是女同志。红三十三军宣传队有五十多人,里面绝大部分宣传队员都是女性,比如郭长春、王秀英等人。
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地方党政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机构是设立于中共川陕省委、县委和区委下的宣传部。比如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中有专门的宣传队,人数有200余人,主要由妇女、青年组成。
女宣传队员一般具有唱歌、跳舞等兴趣爱好和表演天赋。时为红四军宣传队队员的冉光照回忆,红四军宣传队舞蹈组组长王新兰“念过书,聪明伶俐,长得非常可爱,性格也十分活泼,舞蹈跳得最好,是我们队女孩子中的佼佼者”;时为红三十军某部宣传员的卢勤先因“精灵,爱说爱笑,爱唱爱跳”,在童子团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到红三十军宣传队。
女宣传队员在川陕苏区所辖区域进行过多次扩红拥军宣传,动员贫下中农的子弟去参加红军,号召广大妇女给红军做军鞋、打草鞋、做衣服。通过深入的宣传,父母送儿女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例层出不穷。时任长胜县(今通江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永芳回忆:“不少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参加了红军,我们长胜县的扩红工作还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呢。”时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队员的解成秀回忆:“五六天时间我们便动员了青年男女三十余人参加了红军,我一人在一个村子里就动员了五个女同志,并动员群众支援红军粮食、柴草和草鞋。”
女宣传队员经常在当场天演唱快板《红军到》,宣传中共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时为红三十一军政治部扩红宣传队队员的史群英回忆:“宣传队还把川陕省委、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宣传提纲、布告、传单、口号和红军胜利捷报等油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个宣传队员,供大家向群众宣讲。”
川陕边区鸦片烟毒十分泛滥。红四方面军占据通(江)南(江)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后,立即开展戒烟运动,召开戒烟会议。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妇女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成为戒烟运动的急先锋。时为红四军宣传队队员的王希云(女)回忆,她在宣传队时给抽鸦片的人演唱过关于戒烟的快板,不仅如此,还经常在新兵入伍联欢会上演唱《戒烟歌》。
女宣传队员不仅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壕里进行战地宣传,瓦解敌军,而且也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妇女进行宣传,鼓动其参加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她们还在部队行军中执行宣传鼓动的任务。冉光照回忆:“每次行军,部队首长派一个连队和宣传队一起提前出发,在部队经过的山顶、路口设鼓动站。当部队最疲劳的时候,她们就喊口号,打金钱板,说三句半,演奏乐器……一面洋鼓一敲,也能振奋士气,疲劳不堪的队伍,顿时鼓足了劲头。”
这些宣传队员围绕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每天登台演出、走乡串户,采用双簧、歌剧、舞蹈、顺口溜、快板书等节目形式,或在路边显眼的岩石上和群众住户的墙壁上,书写标语口号,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天天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她们为支持革命战争、拥护红军、维护苏区以及实现自身解放付出巨大牺牲,对中国革命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作用,体现了妇女在伟大社会变革中的奉献精神和战斗力量。
□何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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