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远去 ——探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巴山深处，松涛阵阵。微风诉说着80多年来的往事。

四川省通江县王坪村，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万多名红军将士在此长眠。

这是一座红军自己修建的烈士陵园。将士们掩埋完牺牲的战友，就踏上举世瞩目的长征之路。风雨八十余载，烈士陵园见证着老区人民那不变的红军情怀。

“亲人般的红军先烈”

从通江县城驱车出发，约1小时后记者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它坐落于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山腰之上，陵园牌坊前有一块天然巨石，被村民称为红军先烈的“守灵石”。

在烈士陵园里，记者遇到了背着背篓的王建刚。当年，王建刚的父亲参加“童子团”，帮忙为红军抬伤员、站岗放哨等。在红军长征前，父亲与部队失散。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就天天到这打扫墓地，直到不能下地。

“父亲交代，要我在万忙之中也要抽时间，给先烈们打扫墓地，不能忘本。”王建刚说。

父亲去世后，王建刚每天早上6点多就前来陵园打扫，之后才去干农活。20年前，王建刚的脚受伤，“一瘸一拐”的他也从没放弃对父亲的承诺。人们来拜谒先烈，王建刚有空就向人们讲述这里的故事。

“1982年的时候，六十几个老红军到这里来祭拜战友。”王建刚深受感染，逐渐把父亲交代的事当成一种使命。

每年，前来烈士陵园拜谒的人络绎不绝。“每到过年，村子里的人都会前来祭拜，红军先烈就是我们的亲人。”王坪村村民王绍金说，“生活在这里的王坪村后人，从小就从老人口中，聆听着红军的事迹。”

他们对红军先烈的感情，来自于父辈，来源于内心。

“黑夜里的萤火之光”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元勋说，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后，建立了以通江县为核心的川陕苏区。此后，这里被称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2年12月21日，红军抵达通江县东北角泥溪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形势发展和战争需要，决定以总指挥部野战医院和红10师医院为基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此诞生。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驻王坪村。

“这里战事极为惨烈，先后经历了上百场战斗。”薛元勋说，巴中当时总人口约120万，参加红军和脱产地方武装的就达12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参军的巴中儿女仅幸存万余人。

很多当地村民都从父辈口中，听到当年的悲壮场面。

“万源那边打仗，伤员不计其数。”村民马文忠根据父亲的回忆说，因为战事紧，伤员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这个医院。

在烈士陵园，记者还看到担架队的旧址。薛元勋说，担架队人数最多时有300多人，负责转运前线伤员，十分艰辛。“他们把萤火虫收集起来，放在队员背上，借着微弱灯光，在崎岖山路中趁着黑夜把伤员转运回来。”

“红军当年还用熨斗烫伤口，这是为了结痂。”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李坤蓉说，由于当时条件恶劣、医药及器械缺乏，不少从战场上转运下来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而壮烈牺牲，有7800余名红军烈士遗骸被安葬在一个集墓之中。

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红军英烈，1934年7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修建烈士墓，并立碑纪念。这座红军自己修建的烈士陵园自此矗立。

“不倒的丰碑”

陵园之中，红色的烈士纪念墓碑傲然挺立。

然而，这个由红军自己设计、打造的墓碑曾险被破坏。

1935年2月底，红四方面军奉命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需要，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开始战略大转移。1935年秋，当地恶霸地主王笃芝随国民党清乡委员会，对王坪一带疯狂反扑，破坏烈士陵园。

记者见到了冒死保护墓碑的王坪村民后人——王绍金。

“父亲当年干活时，听到王笃芝准备把墓碑砸烂。当晚，他叫了十几个人，偷偷把墓碑抬到田坎上。挖了2米多深的坑，把它埋在了囤水田里。”

尽管还乡团对村民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没说出墓碑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红军老战士到王坪烈士陵园吊唁战友，提及曾有一块墓碑高高耸立。“父亲带着他们找到了墓碑。”王绍金说。这块凝结千百将士鲜血的红军烈士纪念碑，最终重见天日。

在烈士陵园内的山顶，是一望无际的无名墓碑群。每一块墓碑都傲然挺立，俯瞰着山川。这里安葬着1.72万余名红军烈士遗骸，是2012年从通江县保护环境较差、地域偏僻的23个乡镇50处红军烈士墓区迁葬而来。

“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用篷布把工地搭起来，工人冒雨施工。”薛元勋说，2011年9月，巴中市按照要求，带领当地干部群众，仅用7个月时间完成了烈士陵园修缮和建设工作，并于2012年5月9日正式开园。

英烈纪念墙、英勇烈士墓、无名烈士纪念园、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原来的区域已然扩大。如今，这里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国庆后的第一个周末，英烈纪念墙下，一名游客带着孩子正在参观。记者在墙上看到了这样的名字：二娃子、三娃子、王狗娃子、白二娃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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