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通益”精盐的兴衰

□石敏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因地制宜，选用了国内通用的锅熬法。制造程序是将粗盐置于池中注水溶解后，澄清沉淀杂质，然后将盐汁抽入锅中煎熬，再将浓盐汁烘干、漂白。这套生产工艺并不太复杂，但卫生条件要求严格。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创业者们深知试水新兴产业的诸多风险，因而在着手筹备期间便不惜重金，力求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还为生产系统配备了电机、抽水机、脱水机、烘干机、轧盐机、搅拌机、筛盐机、盐泥融化机等40余台。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机械，在当时却以空前的现代气息轰动了烟台全城。近些年来，经烟台地域文史学者的努力发掘，有关成立于1919年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渐被人们所知。该公司当年曾与名扬海内外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驾齐驱，被称为烟台民族工业的两朵姊妹花。它不仅以先进生产设备、人性化管理体系领先时局，其审时度势介入精盐生产领域的勇气，以及以义取利的厚重睿智，更是倍受世人瞩目。应运而生捷足先登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原盐生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顿。与此同时，海外精盐大量输入，国内食盐市场日趋萎缩，导致国家税收大幅降低。为此，国民政府于1914年3月颁布了《制盐特许条例》，适当放宽食盐专卖限制，允许民间从事精盐加工生产；同时也将准入这一新兴产业的基本条件逐条明示，如规定制盐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等。半年后又出台了《制盐特许条例施行细则》，为提高精盐质量制定了更详细的检验制度。

民国当局在食盐专卖这一传统禁区突然对精盐产、运、销网开一面，让烟台的工商业者林之友、孙岐山等人深受鼓舞。在他们看来，延续两千多年的食盐专营禁区，定有富矿可采。抢开放先机，虽有一定风险，但机遇可能更多。在对国内外精盐市场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后，他们于1919年9月决定集资筹建烟台通益精盐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天津，精盐加工厂及营业部建在烟台，厂址选在濒临海边的烟台西沙旺大街（新中国成立初年，肇泰公司迁入其旧址，现已拆除）。

当时山东境内尚无精盐产出，胶东沿海又盛产原盐。早在4000余年前，胶东半岛沿海百姓便学会汲海水火烧煎煮制盐。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莱州盐民首先开滩晒盐，虽新技术推广缓慢，沿海原盐产量还是逐年提升，可谓取不尽用不竭。作为海口城市，烟台海运方便，既有码头栈房满足仓储，附近又有广阔沙滩，厂区所在地毗邻海边，若用可在滩涂装卸的沙船运送原盐，更是近在咫尺。不仅如此，还可提供生产必须的燃料、电力等。

此时，国外加工精盐采用三种方式：锅熬法、洗涤法、真空罐制造法。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因地制宜，选用了国内通用的锅熬法。制造程序是将粗盐置于池中注水溶解后，澄清沉淀杂质，然后将盐汁抽入锅中煎熬，再将浓盐汁烘干、漂白。这套生产工艺并不太复杂，但卫生条件要求严格。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创业者们深知试水新兴产业的诸多风险，因而在着手筹备期间便不惜重金，力求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还为生产系统配备了电机、抽水机、脱水机、烘干机、轧盐机、搅拌机、筛盐机、盐泥融化机等40余台。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机械，在当时却以空前的现代气息轰动了烟台全城。其生产规模、先进程度，不仅在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烟台街遥遥领先，即使在全国同业也是直逼翘楚。当时，年设计生产能力为40万担，但实际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在1921年5月正式投产后，1922年至1929年，平均年产量为17.6万担。此后，经改善管理，产量逐年上升，到1936年，其年产量已居全国13家大型精盐生产企业的第二位。烟台的“通益”精盐，因质优价廉，不仅运销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还出口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建章立制厚德惠人就在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正式投产前夕，1921年1月，民国政府颁布了《盐质检查规则》。这是我国关于食盐检定的第一部法规，它将食盐所含氯化钠、水分等列出明确指标。同年6月，财政部还颁布了《检查食盐章程》，制定出统一的食盐卫生标准。半年之内，国家针对新兴的精盐产业，接连出台两部涵盖了产、运、销基本环节的国家法规，这对是年5月正式投产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来讲，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柄双刃剑。所谓新兴，即前无先例。企业对精盐的生产、销售、技术、质量等各部门管理程序，都面临着探索完善的过程。仅按法规严格质量检定一项，看似有利企业长治久安，实际面对全新设施，操作起来难有十分把握，稍有纰漏，依法就要罚款或停产。

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早在创业之初，便将“改良制盐，注意卫生，籍以抵制日货”作为企业宗旨。正式投产后，公司经理林镜汀针对当时一流的生产设备，精心策划出与之匹配管理程序，从附属设备购置、各道生产环节操作规则、化检程序等，均有精细设置。为确保精盐质量，他还花重金聘请化学专家负责化验室日常工作，所需一切仪器药品无不具备。拥有如此装备的林镜汀，面对这几乎是与自己同时问世，而又步步制约的制盐法规，毫无怯意，反将其视为一种鞭策和机遇，顺水推舟，依法从严制定出本企业管理条例。他们从进场原盐化验到精盐产品包装，各道检验都设专人司职，使精盐质量稳定可靠，取得了用户信任。

在认真落实执行盐政法规的同时，烟台通益精盐公司举一翻三，将配备职工福利设施当成企业应有之义，努力为职工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如：为工人建立宿舍，每舍限定居住人数，列有名牌；要求人人讲究卫生，对所使用器具不仅摆放有序，还必须保持清洁，与洁净厂区相协调；为方便工人饮食，厂内设有馒头店及小卖部。为保障职工健康，厂区还设有诊察室、澡浴室及理发所；为便于工人学习、娱乐，还有讲演厅、报音台等各种设施。企业对雇工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奖惩、医疗、抚恤、解雇及工人宿舍、储蓄会、文体娱乐设施、员工教育等，都有完善的管理细则。这些今天看来也是和谐温馨的人性化管理，在当年的烟台企业中间无与伦比。这些诞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企业办社会”的举措，鼓舞了职工士气，也赢得社会赞誉。曾有参观者感叹：“一切管理，无不尽善尽美，诚可谓工业界之模范，堪置于人齿颊间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食盐是我国实行专卖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造成影响最大的商品。食盐专营制度始于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年代，盐税始终是国家控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地主管机构为护佑地域或集团利益，都对食盐营销颁布了种种法规，导致跨地区营销、使用食盐必将受到严厉行政处罚。民国年间虽开放精盐生产，却没有摆脱地域封锁传统，更设置重税严法，烟台通益精盐公司试水盐业之举，如同戴枷起舞，纵是殚精竭虑仍然步履艰难。如1933年山东盐运使在转发财政部训令中，责成各精盐总会按照各公司近三年销数，平均摊算分摊销额，每认定一担交整理费大洋一元。并派员进厂监查，违者即停止其行销……接二连三如此类整理，让生产企业苦不堪言。就连当时的治盐专家何纶凝也曾直言：“中国盐业犹在手工业时期，笨重而质劣，虽有小数精盐公司已用机器生产，限制极严，规模亦小。”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精盐工业既受官方扶植，又受官方限制的窘迫状态。

在市场销售受地方盐政、权贵排挤，厂内生产又受繁琐行业法规束缚的双重压力下，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开始出现滞销现象，原盐仓储渐满，精盐市场萎缩，开工不足，勉强支撑到1940年。此时，烟台及中国沿海大片领土已被日军占领，日本洋行横行各地，各种日货包括用中国原盐生产的精盐，疯狂挤占大陆市场。将抵制日货列为企业宗旨之一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顿时陷入灭顶之灾，万般无奈地关门停产，将短暂而辉煌的探索历程化作一串耐人寻味的故事。

（本文原刊于政协烟台市委员会主办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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