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的感动

□莫伸

赵清洁是我的老同学，我们从宝鸡调到西安工作继续接触、交往着，感情日益加深。

前年，老朋友石裕国提出搞一次多瑙河之旅，春节一过，这件事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4月13日，我们终于从西安直飞赫尔辛基，由于需要飞行8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在飞机上纷纷调换座位，一方面夫妻坐在一起能够说说话，以解旅途之闷，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活上相互有个照应。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夫妇们都坐到了一起，唯独赵清洁和她的丈夫张景文没有坐到一起。他们前后隔着两排座位。张景文座位旁边是一位陌生的女旅客，当张景文和她商量对调座位时，这位女旅客很干脆地表示不同意。目睹此情，我站起身，想继续找人帮他们互调座位，但是张景文和赵清洁同时阻止了我说：没关系，不用麻烦了。

于是我停止了努力。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唯一的感觉是：痛心！为什么？因为我丝毫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赵清洁其实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照顾！我更不知道的是，就在临动身几天前，赵清洁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于是她和张景文商量，是不是这一回就不去了，商量的结果，如果临时改变主意，不仅会影响人员的组合构成，而且会影响到大家的旅游兴致，于是最终决定坚持：圆满地跟着大家去，顺利地跟着大家回！

在欧洲的最初9天，赵清洁的整体状态还不错，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维也纳。我们到达维也纳的前两天，整个欧洲的天气突然变冷，当地人说，他们也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时令已经到了阳春四月的下旬，突然天降大雪，大雪把整个阿尔卑斯山都罩得严严实实，也使得我们身边的世界成为一片银色。欧洲旅店房间里的暖气是可以随意调节的，但是我们不懂这些。进入房间后，自己的房间里很暖和，就误以为所有的房间都在供暖——意外就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上发生。那天晚上，赵清洁和张景文住宿的房间里暖气没有打开，非常寒冷，彻骨凛冽使得赵清洁骤感不适，随着夜深人静，她的痛苦加剧。张景文看情况不对，把室内仅有的两床被子全部盖在她身上，又把所有的毯子统统加盖给她，即使这样，也仍然不顶用。

那天晚上，他们整夜没有入睡！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二天上午大家一道出发时，张景文曾经问我：怎么这家旅店没有暖气？我说：有呀，只是需要打开阀门，随即把早餐时听来的旅客可以自己调节供暖的情况反馈给他，他这才恍然：哎呀，不知道是这样，弄得一夜都没睡好，口气认真，却也轻描淡写。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赵清洁不舒服的症状急剧发展。每天前半夜，她都是在痛苦的呻吟中度过的，只是后半夜才能够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但是为了不影响他人，在每天预定的活动中，她一如既往，仍然是那么守时，那么规矩，以致没有任何人能够感觉出来她是在咬着牙坚持。无论大家想做什么，他们夫妇都真诚地同行，直到从赫尔辛基回到西安。

回到西安后，大家都沉浸在多瑙河之旅的兴奋中。毕竟，这不仅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旅游，而且是一次群贤毕至的聚会。大家互发照片，交流感想。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商子雍和商子秦兄弟请大家一聚，我代“商家二杰”打电话邀请张景文和赵清洁。电话是张景文接的，他很平静也很恳切地告诉我：非常对不起，他们在外地，所以不能参加了，他请我向大家问好。

我信以为真。这期间，张景文间或在微信圈里发出声音，由衷地关注和赞美着大家的一切，以致所有的人都产生着错觉，以为他们真的是在外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他们其实是在医院里。

医生检查结果：赵清洁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尽快手术。5月11日，我应邀到深圳讲课，晚上与深圳的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吃饭中，妻子突然接到电话。她听了几句，起身拿着手机匆匆向门外走去。我有些奇怪，却不便当众询问。那天她在外面待了很久。终于回来后，她呆坐在饭桌旁，一声不响地始终沉默，直到全部送走客人，她才告诉我：赵清洁病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刚才的电话是赵清洁来的，电话中赵清洁告诉她：她得病了，需要做手术。手术放在星期一，本来她坚持不告诉任何人，但是这一回张景文和孩子不同意，说：你和莫伸、董希慧是半个世纪的老同学，如果在这种时候不告诉他们，他们将来一定会怪你。

这句话打动了她，于是她犹豫良久，最终拿起了电话，而她不知道的是，张景文和孩子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医生明确地告诉了他们：手术的危险性相当大，一定要做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准备。

我问董希慧：赵清洁情绪怎么样？回答：很平静。

我当时就拨电话，想给她直接打去，转念又停止，毕竟是夜晚10点多了。犹豫了一下，我给张景文打去电话，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才知道了一切——在维也纳那天晚上受冻以后，赵清洁的痛苦就明显地加剧，痛苦到难以忍受时，她就和张景文商量，是不是就地先找医生看看。商量的结果，他们选择了继续坚持！仅仅是选择坚持，已经很难了，而更艰难的还在于：他们还相互约好了，不告诉任何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而影响任何人旅游的兴致。

其实，无论她还是张景文，完全可以不用明显的提示，而只需要那么一丁点儿微妙的暗示，就可以提出天经地义的请求：是不是今天的旅游可以早一些结束？是不是坐车坐船甚至吃饭的座位可以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是不是分配房间时可以给他们分配得稍低一些，让他们少爬两层楼梯？

但是没有，始终没有。我这才知道：在赫尔辛基飞回西安的7个半小时里，赵清洁由于痛苦而无法按照正常的姿势坐卧，从始到终都是用旁人难以觉察的方式在座椅上半跪着。那是一次夜间航行，大家都闭着眼睛在休息，整个机舱里一片宁静。这宁静，是生活的需要，休息的需要，也是幸福和舒适的需要，但是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在咬紧着牙关承受，她用最大的、几乎不可能的毅力在托举和支撑着机舱里的这份宁静！

终于，天亮了，长达万里的飞行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到了西安。导游宋锐联系的大巴车拉着我们回家时，原本计划停靠的第一站是含光门，但是当大巴到达赵清洁居家所在的街口时，张景文第一次提出了要求：能否在这里停一下，他们想在这里下车。

后来我才知道了，之所以提出在这里下车，是因为赵清洁的痛苦已经达到了极致。她觉得：凭着意志，她还可以坚持，但是她不能够把握，身体是不是还能够服从？

他们下了车，用最快的速度打车回家。到家放下行李，直接就去了医院……当我知道这一切时，我完全惊呆了。一个用这样一种毅力陪伴着大家坚持旅游，这不是几句简单的话能够形容的，它需要承受多么可怕的痛苦，需要具有多么坚强的意志，而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具有多少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需要具备多么宽广的、舍弃自己、成全他人的包容！

那天，在我一再的询问下，张景文对我讲述了他们这一个月来所经历的过程，尽管讲述得十分片断，十分零星，但是仍然深深地震撼了我。平时我们每天都讲着素质，讲着品格，讲着修养，讲着公德，但是我们所景仰的这些美好的内容从来都没有落地，从来只是发生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如今，它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的眼前，可是这样一种令人震撼也让人痛心的发生，为什么却没有被我察觉到，甚至根本没有被我意识到？

说心里惭愧——太轻了，太浅了！

说令人痛心——太晚了，太迟了！

那天，我和张景文通话的时间并不长，张景文不时哽咽，哽咽中他告诉我：赵清洁反复叮嘱他，不要把她患病的消息告诉我和希慧，更不要告诉其他人，她说：“已经很对不起大家了，不能再让大家分心。”

短短一句话，说得我视线一片模糊。

我对张景文说：不是这样的。不是。我对张景文说：请你一定要告诉赵清洁，不是她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她！不是你们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们了！

我还想说却没有说的是：每一次旅行，总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但是多瑙河畔这样一种情况，仍然是我所无法预测，也无法想象的。在这样一个发生了巨大意外的特殊旅程中，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使得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向你们说声谢谢，都使得我们应当向你们深深地鞠躬致敬！

我还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是：一路同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赵清洁始终是那样淳朴，那样善良；始终默默地、与世无争地工作和生活着，从不张扬，更不喧嚣，如果说半个世纪以来，她在我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美丽而动人的形象，那么这一回在多瑙河畔，她的形象就更动人，更美丽！更具有绚丽的内涵和令人敬仰的品格！

在笔者完稿的第二天，没想到老同学还是没能下手术台，真是天妒英才啊，好人走得竟是那么的平静、多彩而不平凡！我的视线再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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