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典的互文性书写 ——读白麟诗集《附庸风雅——对话》 王可田

宝鸡是周秦故里，也是《诗经》的发源地之一，这块土地上的风物民俗、文化历史，诗人白麟烂熟于心。对话经典，致敬经典，需要雄心，更需要实力。这本《附庸风雅——对话<诗经>》，便是一次果敢、深情的诗歌行动。这个命名，巧妙地避开成语的引申和泛指，以谦卑的姿态，指认并重返源头。在诗歌表达中，如何超越个人视域和现实层面，进入历史、文化的纵深，从而获致深广的诗境，白麟以他的《附庸风雅》做了一次特别的、富有成效的尝试。

吟诵《诗经》，这部中国诗歌的源头之作，那“关关雎鸠”的声音，“坎坎伐檀”的声音，逾越数千年时光，依然撞击我们的心灵；阅读《诗经》，就是聆听先民们的忧思与欢歌，感知人类童年时期的纯真无邪，质朴热烈。那个时期，人们的生存与自然休戚与共，虽已走出蛮荒，但人的自然属性尚未受到文明和礼教的过多钳制。反映在诗歌中，就是淳朴奔放、大胆纵情的表达，当然也不乏含蓄和朦胧。由细节观察，用于起兴、譬喻的，尽是信手拈来的自然、农事、狩猎等物象。对比人类历史上这一时期或更早的优秀诗篇，像《圣经》中的《雅歌》，《埃及亡灵书》中的部分片断，我们会发现人类童年时期的情爱以及表达的魅力。有所不同的是，《诗经》中男欢女爱的场面，有人将其诠释为政治讽喻或君臣关系，《雅歌》对婚爱的颂赞以及“耶和华的烈焰”，则被用于指向人神关系。当然，这源于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气质和精神向度。

对话经典，在白麟这里，表现为集中的、规模化的书写特征。诗人从《诗经》风、雅、颂各部撷取近70篇，贯穿爱情、农事、征战、家国之情等主题，以古诗文本和新诗文本并置，再以3首引诗、1首尾声和附录的乐舞诗剧佐之，一个结构严整、多层次、主题鲜明的独特文本便呈现出来。

诗集开篇，是三首引诗，其中有两首在题记部分作了引述：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钱钟书说：“《诗经》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

可以发现，这种引用和白麟的诗文本是有指涉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结构上的单一。“风雅颂”是主体部分，《诗经》原文和白麟以此为蓝本重构的新诗并置，共用一个标题，主旨意趣交相辉映。近70首诗作中，间以少量散文诗和歌词，时而插入谣曲或陕北民歌的片断。附录的九幕乐舞史诗《诗经赋》，更是以乐舞剧的形式串联起《诗经》中的数十首作品，达到了多声混响效果。在这本诗集独特的结构模式中，引用、拼贴、并置、混同，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指涉和映照，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构造出一个更大的话语场和开放的诗歌空间。

“风雅颂”部分的《关雎》（二），是一首散文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还有诗里那文绉绉的“荇菜”现在谁知道呵？不就是河畔的水芹菜么，叫得那么酸；水芹嫩得一把就撅断了，还用得着“左右流之”吗？”，““水芹、水芹”，他老远这么一喊，我心里咋就羞得没谱了——还没见人影哩，脸先成了火烧云……”这里展现了乡村生活背景下，一位现代的“窈窕淑女”对爱情的憧憬，她针对《关雎》展开内心独白，展开“山妹子密实又悄悄然的心思”。诗经文本和散文诗文本，通过女主人公颇具戏谑色彩的道说密切关联，主旨迭和，形式上又各行其是。与此类似的比如《有女同车》这首，古时的男女同游，在这里被置换成现代场景：“对着秦岭的栅栏/想起你/想起那趟夜行列车”。诗人无论实写抑或仿写自己经历、体验，都不重要。在这里，两个文本以“同车”为牵系，各自展开，呈平行状态。

这种写法到了《载芟》就更加极致，这首农事诗系周王在秋收后祭祀宗庙所唱的乐歌，白麟的文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联结，仅以描写现代丰收欢庆场面的歌词与之对应，中间还插入西府童谣。

《卷耳》这首诗，诗人贴合原诗主题进行书写，发出对爱情的感叹，加入对爱情的理解：“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姑娘/一个心眼地爱着一个人”，“思念一个人/就是想把他从心里斩草除根”。而到结尾，诗人完全跳出近距离观照，以更远的视角写出绵延千古的悲剧：“在风土淳朴的老家/有不少痴情的村姑/年轻时也曾出演过这么一部/永远看不见男主角的老电影”。《采薇》，写的是一位戍卒退役回乡途中的追忆和喟叹，而诗人将其改造为思妇的绵绵情意和肝肠寸断。主人公变了，书写角度变了，但战争主题始终如一。《大东》描写西周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压榨、劳役、困苦，表现了怨愤、沉痛的情绪，而诗人只撷取其中牵牛、织女意象，将其改写成一首七夕情诗。这种内容截取和主题游离的幅度已经相当大了。

由以上这些举例可以看出，在文本结构上，诗经文本和新诗文本之间复杂的互涉关系，也就是互文性书写的特征呈现。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白麟以多种角度释读经典，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文本，彼此间的交叉、迭和、游离，甚至错位现象，异常繁杂。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种：1。进入诗经文本，感受和体味主人公的心情和处境；2。拉开距离，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和观照；3。由相似的主题或情境引发，进行创造性改写；4。以上几种方式的杂糅。

可以说，《诗经》是白麟新诗衍生的母体，而他所进行的并非一种简单的转译或仿写，他以现代人的思维和意识进入，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人生经验重构诗意、诗境，创造性显而易见。《附庸风雅》对《诗经》广为流传的爱情篇章，浓墨重彩，写出摇曳生姿的情意；由古人稼穑、祭祀场面，触摸到乡土文化之根；从周人崛起和对先祖功德的颂扬中，引申出民族复兴、国家繁荣富强这一时代主题。白麟是陕西中青年诗人中的实力派，以往的写作长于乡土和情感表达，以及履迹游踪的抒写，现代性似有不足。而在《附庸风雅》中，他完全找到了自己的题材，以及相称的语言风格和呈现方式。这是一本用心之作，也是一次收获颇丰的创作实践。而且，这种向经典致敬，向传统寻求沟通、对话，并汲取源头活水的趋向，很大程度已超出诗歌范畴，具有文化传承以及重构传统的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王可田，《陕西诗歌》杂志主编、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青年诗人、诗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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