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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医院 大社会 ——医院见闻(二) 苏旅明

来源:咸阳日报 2013-05-15 08:26   https://www.yybnet.net/

(四)

医院不是教堂,也不是庙宇,其实就是一个修理厂,只不过其所修理的对象不是普通器物,而是宇宙间的高级动物人罢了。

众所周知,一个上档次、有影响力的修理厂,除了证照之外,最少必须具备两个优势:一是拥有先进的厂房和设备,二是会聚出类拔萃的修理工。医院也如此,要想鹤立鸡群,不仅硬件要好,软件也要强。

先说硬件。眼下的医院要比起过去来,可以说,硬件建设发展很快。以咸阳市中心医院为例,1984年前,只有病床361张,门诊楼1870平方米,住院大楼6000平方米,主要医疗器械也只有X光机1台、红外线机1台、超短波治疗机1台、显微镜4台,万能手术床1台,万能产床1台、干烤箱1台以及轻便手术床、产床等。现在不仅盖起了大楼,而且CT、人工肾、彩超、腹腔镜等高端医学检查和治疗设备应有尽有,资产达到5.3亿元,医疗条件和就医环境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被国家认定为三级甲等医院,这为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说软件。对于医院而言,软件主要是人才,具体表现为医护人员职业操守、业务素质和技能。医者,活人之道也。换句话说,医生的手操纵着生命,所以,古今中外,人们对医生都很敬重。以我国为例,过去对医生都尊称“先生”、“大夫”等等,就是现在,几乎只有卫生系统与教育系统一样,把比自己资格老、技术高的同志称作老师。

正因为医生职业的神圣,所以,社会除了对这个职业敬重之外,对医生的要求历来也很高。尤其西医,无论在二十年前的中国,还是现在的国外,对医学生的要求和培养是有严格程序和准入制度的。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医学院校也随社会其他院校一起扩大招生。客观地说,医学院校扩招对于普及医学知识大有裨益,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医生这个原本只有在占百分之几的优秀医学生中产生的精英群体,成为只要读几本医学书、上几天医学课、找几个熟人就人人都能当医生、开处方的行当。所以,如今社会上的一些医生不再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是滥竽充数的混混;不再是行方智圆的白衣天使,而是缺乏责任、缺乏担当、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如果让这些人担纲修理人,产品的合格率不大打折扣才怪呢。所以,从根本上提高医生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技能是十分重要的。

(五)

人的一生可以对“前途”有种种选择,但是如果有思想、有目的地选择一种职业,就一定能够把职业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爱岗敬业,埋头苦干,努力工作。

1971年,我的父亲因政治原因被关进“牛棚”,我和我母亲被遣送回宝鸡扶凤老家。记得我15岁那年夏收时节,我用铁爬子搂麦,在放爬子时,一不小心爬翅插入右足后跟之中,倾刻血流如注。那时我对医学知识宛如一张白纸,就按照农村流传的“面面土,贴膏药,大夫来了就好了”的民谣,顺势用土和草叶敷住伤口,然后到医疗站进行简单的包扎。直到今天都记不清楚,赤脚医生当时给我打了破伤风没有?那些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地里收获的庄稼,除了上缴公购粮外,留给社员的并不多,当是几乎吃不上细粮,终日靠杂粮维持生计。由于杂粮太多,有一年冬天我突发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经短暂的中西医治疗才停止出血。依现在的医疗知识回想,当时出血量很大,且有心慌、头晕等症状的出现,绝对达到早期休克期。医疗站一位张姓赤脚医生对我讲是吃“高梁米”所致,但当时我们村里并未种高梁。后来我成了知青,成了赤脚医生,看到身边太多的人因缺医少药所造成的种种不幸,心里便萌生了一定要做一名医技精湛的白衣天使的理想,这是我在高考恢复后选择上医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的青年人在择校、择业上到底有多大的理想去实现,决定着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现在,有抱负的人太少了,其根本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过磨难,所以就很少有在磨难时所产生的理想,缺乏了理想,工作自然缺乏责任和激情,也没有目标。从当赤脚医生算起,我从医已经整整37年了。记得我开始接触医学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只有如饥似渴地学习,对照书本揣摩病人的病情,琢磨着怎样才能使病人康复。我在九张医疗站时,上千人的大队每月只有50到200支青霉素的定额,一大瓶土霉素和四环素、乳酶生、酵母片就是当时医疗站基本的家当。不到三年的知青生涯,对我的成长极为重要,身边人的小恙大病、丧失亲人的无耐和无助,让我深感医生责任如山,必须在医学院好好深造。在县医院工作的阅历,又使我对患者求生时的虔诚和顶礼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军大附院进修一年的历程,又让我认识到组织对一名医生的纪律要求和良知要求。至今我常常思念十几年前在基层医院工作时与病人家属相处的鱼水关系。那时,逢年过节大家都彼此惦记,相互走动,老百姓倾其所有,会大老远地把一篮子鸡蛋和一把挂面送到自己跟前。其实,这不是送东西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医患之间在心灵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友谊。这种信任和友谊,对于医生而言,既是宝贵的人脉资源,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凝结着自己辛勤付出的心血和智慧。试想,如果一个医生,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没有精湛的医术,老百姓怎么会信任你、爱戴你?

所以,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身上必须充满救死扶伤行人道、让老百姓深受感动的故事。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有良知的,他们心里有一杆秤,只要你身上感动他的故事多,他知道该怎样敬重你、报答你。

(六)

医生的职业是神圣的,但医生是人,不是神。所以,不能把医生当如来佛看,认为其法力无边,更不能用比对神还要苛刻的条件来要求医生。

现在的人总希望自己的亲人住院治疗后能康复,尤其是幼儿、少年、青年和中年人入院,家属的期望是尽快地全方位地恢复如初。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疾病的治疗效果,除了与疾病本身的发展态势有关外,医生的医术和经验、家属的要求和态度、医院的条件和环境等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比如,病人一旦被确认为癌症,尽职的医生都不希望患者在他们的治疗下过早地死去,一般都会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要求选择有效的治疗手段,使患者尽量得到满意的医疗和护理,即使在病人的生命临近尾声时,往往将所有的尖端技术施加在病人身上:大血管被插入深静脉营养管,输入药物;气管会被切开,插入气管导管强行通气;住入重症监护室中,每天花费着劳动时所得的一月工资以上的金钱。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面对着心肺复苏时第一次按压病人的肋骨就被压断的现实而深思……从医的人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他们是正常人。我想,对于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医生来说,他们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根本不可能见利而趋之,而是尽心尽力地行人道,救死伤。所以,对有些人来讲,你最好不要把看病市场化。既然人人都将生命视为最心爱的东西,那么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就要在工作中体验和享受着通过努力将肖伯纳所说的两大悲剧转变为人生的两大快乐:一是疾病的转归和治疗不理想,你可以继续研究创新;二是疾病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你可以总结扩大利用来造福人类并促进医学的发展。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那些有思想、有觉悟的病人,他们生前立下遗嘱,在自己临终后把自己的尸体或身体的某个器官捐献出来,作为医学科研和教育所用。这些人目光如炬,把人生看得很透彻。

我多次见到心脑疾患的病人被送到抢救室时,患者家属惊恐万分,十分无助地像看待上帝一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甚至动用各种关系,乞求医院和医生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进行抢救。此时的家属即就是再大的领导、再有钱的企业家,平常走到哪里如何被讨好、被奉承,也变成弱势群体,一定会对医生的建议言听计从,甚至做出讨好医生的姿态,让医生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运用各种先进设备和手段,以尽天职。如果患者迅速康复,家属则欢天喜地,以各种方式表达感谢;一旦出现并发症或转为慢性病,家属的各种复杂心情就挂在脸上,要么积极动员一切力量,集中财力,艰苦顽强地打持久战;要么仍心存有速的期待;要么产生失败的颓废;要么情绪激动,歇斯底里。

人有生,必有死,其寿命不是无限的。我们平时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道释二教劝人为善的信条罢了。其实,人的生命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并非只操纵医生手中。对于一些急危病人的抢救,除了医生的技术和决心外,还取决于患者和家属战胜疾病的信心。

去年,我们传染病区的一位重症出血热患者,其本人、家属、医生均面对病人的重症情况,竭尽全力,仅输血就上万毫升,血透机、呼吸机,各种有效的监护设备的措施,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在三个月前,我们十几位专家依靠ICU和介入科的力量,使一位心跳骤停的病人起死回生,这其中,时机、人员调配、各种生化检查、人员技术都是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大家所熟知的几位癌症病人,自信力强的、存活期长一些,各种综合心理素质差的在短期内就撒手人寰,这固然有疾病的不可逆因素,重要的一条就是病人不稳定的心理素质导致各种病因子加速了疾病的推澜作用。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主要的作用在于“既病防变”,也就是:把大病化小,把重病化轻,把小病化了。在临床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形,当医生面对一位患有反复发作的胆结石病人,因其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和严重的糖尿病且伴并发症时,做手术风险太大,不做手术病人无生存质量。明知风险率达到80%以上,你说怎么办?如果满足患者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势必要担当风险;如果采取保守乃至消极的治疗,患者及其家属就会认为医生没有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医生为捍卫自己的荣誉,会根据家属要求放手一搏,施以手术。任何病的治疗,不外乎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如果成功了,皆大欢喜,感谢信和锦旗会送上门来;如果不能够达到设计的预期的治疗效果,则又会立即变脸。遇见明白人还好,解释解释或许就好了,若是遇见难缠的主,各种麻烦事就来了:要么堵门,要么无穷无尽的投诉,要么粗俗不堪的辱骂,甚至动用暴力。他们不会念及你为抢救病人付出了多少?更不会谈及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索要经济赔偿。人的心都是肉张的,医生也不例外。每遇一次这样的事,医患之间起初建立的相互信任就会突然瓦解。

有些时候,乍一走进医院,在花圈丛林中穿过,我的心情就有如参加追悼会一样沉重。患者家属不分青红皂白,以各种粗暴的、非理性的手段无理地要求经济赔偿,不仅影响着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对医生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此时,他们丢掉的不仅是荣誉,其救治病人的自信心都大打折扣,会经常做着不该做的噩梦。在这种情形下,有多少医护人员的子女再愿从事这永远要早出晚归、要不断地接受学习新的医疗技术,而又不能够被社会上一部分人理解的职业。

医生的工作很辛苦。对于绝大多数医务人员来讲,尽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因为忙碌,很少将先进的检查手段和治疗手段用于自己身上,他们每天遇到的就是紧急状况,目睹的总是血淋淋的场面,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没有时间为自己强身,只能选择简单的、实用的方式减轻自己的痛苦,而对病人却竭尽全力,力求使治疗获得更好的效果。这种以牺牲自己健康来维护职业尊严的行为并不被所有人去理解。我不止一次地遇到病人家属质询医院,为什么自己的亲人进医院门之前还有呼吸,而住院后却停止了心跳?只要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目标,他们就认为是医疗事故。这些人应该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把亲属送到医院?是因为亲属有病,甚至是重病,那么病人进了医院就一定能痊愈吗?答案不是肯定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战场,是人身心伤残的修理厂,不是生命的保险柜,也不是太上老君起死回生的炼丹炉。天底下从来没有能长生不老的药,也从来没有长生不死的人。再说,患者住院并没有跟医院签订生死文书。所以,只要不是医疗事故,亲属应该理智,没有必要在患者病危乃至死亡时,采取各种过激行动,在医院死缠硬闹,攻击医生,甚至诉诸法律,强迫医院给予“赔偿”。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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