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土上的闪光记忆

（田志毅 回忆 整理 张希 段彦辉）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事情，永不磨灭的是那些最珍贵的记忆。“接管咸阳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经历，转眼间已经过去62年了，每当回想起当年我们搬运粮草、做军草鞋的动人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1949年，咸阳县全境解放以后，5月20日，中共咸阳工委书记陈吾愚率领机关干部40多人和五支队官兵从边区回到咸阳，宣布将中共咸阳县工委改为中共咸阳县委。陈吾愚任县委书记。5月21日，咸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任庭辉任县长。同日，咸阳县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安排有关对旧政权的接收工作。5月22日，县委组织各区工作组对伪乡公所（区公署）进行接收。边区干校下来了12个人作为领导，还配备了30多名地下党员及积极分子作为助理下乡工作。6月1日、2日，相继成立了中共城关、钓台、沣桥、渭城、马庄、双照、聚泉、安阳、北高、南高、正阳11个区委、区公署。

我出生在渭城区滩毛村（现今窑店办长兴大队滩毛村）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从小就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中专毕业后，在家赋闲，一直等待着就业的机会。当时，国家刚刚解放，经济处于萌芽阶段，工作机会如稀世珍宝。满怀壮志的我不知所措，与其苦苦等待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还不如自谋出路，寻找自己的未来。一天，我怀着迷惘的心情敲开了县委书记陈吾愚的办公室大门，里面摆设极其简陋，一张破烂不堪的办公桌，一条破旧的裹着烂布的长“木条”，仅此而已。书记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正巧就一屁股坐在这条长凳上，“扑通”一声，整个身体陷了进去，我被着实吓了一大跳。书记微笑着说：“这是沙发，弹簧坏了，屁股没有摔疼吧”。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坐沙发的滋味，至今都难以忘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书记接着便问：“孩子，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结巴地回答：“学校毕业了，一直在家待着，想找份工作”。他沉思了一下，说：“等到麦子收完再来吧”。

大概一周后的一天，区委书记刘加尚、区长苏金锡到我们村子检查工作，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宣传解放后新政府的好政策，如“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等。其实，这是给群众树立生产、生活的信心，让大家鼓起勇气，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开会的时间很长，而我就一直站在刘加尚书记身旁。

他注意到了我，“孩子，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我毕业一直在家，想找份工作”，我果断地回答。

他沉默了一下，说：“你愿意参加革命吗”。

“愿意”，我的回答是如此斩钉截铁。“好吧，你明天就来区政府上班”。

此刻，我的心情很激动，这样我便有工作了，我将投身到革命的事业中去，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

我的工作除了给群众宣传新政府的政策、城市接管的政策，就是给区委书记刘加尚读读文件、写写材料，下乡时写个“两人吃一天，一天三餐”的条子（当时吃饭不用开钱，写个这样的条子，最后凭条充当粮票）。这些只是每日最平常的工作，重要的工作除了接收旧政权外，主要的工作只有两件，一件是扛枪保卫家乡，一件是支援前线。

当时咸阳县全境解放，国民党仓皇出逃，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尘土飞扬、瓦砾成堆，摇摇欲坠的牌匾，七零八散的桌椅，还有遗失的枪支弹药……城市接管工作，实际上就是登记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残砖废瓦”（就是这些留下的财产吧）。渭城区委、区公署就坐落在农村（现今渭城办冶家台村），下辖4个乡（我是三乡的乡长），行政村、自然村若干。接收工作由4个乡按照旧政权机关类别组织落实。接收中，普遍采取由上而下登记造册、出布告令、清点移交等形式。其间，共接收军服91件，军用品30件及生活用品110斤，长、短枪和轻、重机枪26支（挺），办公场所7间，防毒面具13件及其他军用物资等等。

虽然战火才刚刚平息，可是盘踞在咸阳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乘虚”而入，通过安插特务分子与地方土匪等相互勾结，同新生政权和人民为敌。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区干部职工纷纷背起长枪昼夜巡逻，轮班休息，累了就站着打个小盹，渴了就喝几口凉水，身影遍布每一个角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区委还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采取在政治上瓦解、军事上追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将功折罪的策略，对于一般土匪（狗腿子）只要能彻底交待罪行、不再重犯，政府不再追究。一时出现了妻子揭发丈夫、邻居和知情群众举报匪情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区共破获匪案2起，逮捕匪首6人，收缴各种枪支36支（挺），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促进了社会稳定。

就在全力打压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的同时，支援前线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里所说的前线，其实是即将解放的咸阳县西南一带的宝鸡地区。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民力枯竭，群众几乎都无法正常维持自己的生活，可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人们却能拧起一股绳，众志成城，充满勇气地度过这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人们节衣缩食，凡家里拿得出、前方用得上的东西几乎都无条件地用在了抗战上：大到骡马驮牛，小到数斤大米、一捆柴薪、甚至老太太们的裹脚布（用于打军草鞋）……

自己家中的东西“用”完了，四个乡的乡长就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制作担架、草鞋中去。作为三乡乡长的我，本身就是编织草鞋的能手，首先给大家示范编织草鞋的要领。我把稻秆绳一头系在自制的木质“草鞋机”上，一头紧拽在手里，经过一番搓、挽、编，一只草鞋就打好了。有些群众们看着我布满老茧满是伤疤的手，难过地流泪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同志们，我流了几滴血，可前线的战士们为了祖国能早日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流出了一条血河，我们只有精心编织好每一双草鞋，才是对前线战士最大的回报”。大家深受鼓舞，都拿出十二分精神，你争我赶，比速度比质量，每一个人都手脚麻利，一天可以编十几双草鞋。夜深了，没有一人愿意收工，抢时间，保质量，用心编织着每一双草鞋。一时间每个晚上，各村的大队工场都是一片灯火通明的景象，整片大地都沉浸在爱的世界里。说来也怪，群众们夜以继日地拼力工作，可是大家一点都不觉得累。咸阳县的群众们就是用这样一种非常普通却又极其伟大的方式为咸阳县西南一带宝鸡地区的解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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