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书院觅真知 □郑长春

横渠书院，也叫张载祠，在眉县境内，并不高大壮观，也不云遮雾掩，只有开明和实在。我去踏访，完全是冲着它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去的。

关中大地，有两座标志性的文化高峰历经千年至今无人超越：一个是韩城司马迁的《史记》，一个是眉县张载的“横渠四句”之“关学理义”。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张载的“关学理义”就是“儒家之教义，有道之周易”了。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这实际上是儒家实现自身价值的“术”，而张载的“横渠四句”把这种“术”拓展到了“道”的高度，使儒家思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优化和提升，即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文化价值、传承文明创造成果、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把高天厚土、人与自然结合一起，顶天立地、求同存异，对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和丰富传统哲学思维，具有划时代意义上的方向感、启发性和生命力。

短短二十个字，昭示着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最神圣的担当：“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尽管有着历史和地域的局限，但这些基本精神中蕴含的精华，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的一笔宝贵财富，后世学者把张载的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称之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朱熹的“闽学”称为宋代的四大学派。

北宋以后，以至清初，关中学人迭出，流派纷呈，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大都尊张载为“关中士人宗师”，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张载的影响，继承了他的学术旨趣，由此形成客观上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学术宗旨、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成为宋代以后理学中一个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

这不能不让人对张载先生敬之仰之！

张载祖居中原汴梁，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出生仕宦世家，少年时喜谈兵，曾向焦寅（彬县人）学兵法，计划组织武装力量夺回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任过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父亲张迪任过殿中丞，出仕涪州时死在任上。15岁时奉灵柩回汴，至关中眉县横渠因家贫无资，只得葬父于此，并在此家居。21岁时，写信给当时陕西招讨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从此走上了治学道路。进士登第后，曾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陕西宜川）令、崇文院校书，后病辞返关中，讲学、授徒。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受吕大防之荐，任同知太常礼院，不久以病归，途中逝于临潼，时年58岁，著有《正蒙》《西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人称“横渠先生”。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物，非凡的人物产生非凡的思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如此奇妙。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时期，也是一个繁荣发展、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从此在市面流通，“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引领世界，“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光耀千秋，还有配备先进武器的军队严阵以待……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是物质繁荣与精神信仰的错位。当时，随着佛教与道家的发展，一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渐次衰微。刚刚当政的宋神宗期望改革，以振朝纲，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了变革新法，以抑制豪强；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极力反对变法，以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面对风云激荡、革故鼎新的大时代，如何挖掘儒学的精神内涵，梳理民族心理的文化脉络，充分发挥儒学对世人培育家国情怀、建设和谐社会、激励真善美等方面的引导功能，从而产生思想共鸣和树立文化自信，是一代有志之士无法绕过的巨大命题。

张载站在横渠这块“周礼文化”高地，思想触角远远伸向两千多年前儒家的经典《易经》，他以“为往圣继绝学”的超凡勇气，从脚下开始，挖掘渠道，疏通水流，让儒家学说重新在中华大地上奔涌。于是，光照千古的“关学理论”横空鸣响……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他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将篇中的另一部分录于左侧，题为《砭愚》。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砭愚》改称为《东铭》。自37岁考上进士始，他为官十数年间，均在极力实践他在《西铭》中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每月都要召集辖区老人来县厅聚会，问民间疾苦，听取他们的意见，劝说他们要教育好子弟。

后宋神宗又召张载问政，他也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王安石的新法正在推行中，在抑制豪强，激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这一点上，他与新法是一致的，但推行的方法与王安石相左，不得不“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

在他看来，治学讲学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是为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学与政”应“不殊心而得”。这种“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也基本上为后世关中学人所继承和发扬。从宋末至清初，关中学人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著书讲学，都表现了求实尚用的可贵精神。

关学的人生抱负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为万世开太平”，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百姓。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破产，即使丧失土地，却照样纳税，农民苦不堪言。为化解农民疾苦，张载试行“井田制”，曾撰写《井田议》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公田、私田，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有得平”，主张革新变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既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法为民为国谋利，民与国通达而长久。通与久的有力措施是使民得到实惠，这是“养民之本”。

这个方案在那个地主与农民尖锐对立的社会里，显然只是一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为中下层民众考虑的初衷，是值得赞赏的。这种“为生民立命”的愿望、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方法，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才真正得以实现。

可见，关学共同体的精神智慧，既是化解北宋时诸多冲突危机之道，体现了当时时代精神，亦是理学核心话题的共同阐发。随着历史发展，即使时过境迁，但其“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求实精神，对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常常想，今天关中以至陕西人浑厚、坚实、耿直、质朴的文化性格，那些文人墨客勤奋、求实、严谨、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精神品质，一定与张载及其“关学理论”思想遗留有深刻关联吧。重使命、崇道德、讲规则、贵兼容的“横渠四句”，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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