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院情结

□ 史飞翔

我很早就有一种书院情结。一直想写一本关于书院的书，但机缘始终未到。2013年3月，我有幸以青年评论家的身份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的“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申报资助项目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文艺创作，而是书院研究，于是便报了一个《关学与陕西书院文化》的写作计划，专家们很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心中便有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那就是要撰写一部《关学与陕西书院》的专著。

目标确定后，第一件事就是资料搜集。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为了深入了解关学与陕西书院文化，我多次到三原弘道书院、眉县横渠书院、西安关中书院以及泾阳、宝鸡、陕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拉近了我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培养了我对关学和书院的情感。

日久生情。在对关学和陕西书院进行资料搜集、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萌生了自己创办一所书院，以此来体验并实证关学与陕西书院的念头。2014年10月，一所按照中国传统书院理念来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旨在恢复书院传统、重振关学精神的纯民间公益机构——太一书院，在古城西安落地生根。从此，我便踏上了弘扬关学与书院传统的“不归路”。每当我想要退缩、沮丧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起历史上张载、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那些关学大儒们面对困厄矢志不渝、九死而无悔的种种情状，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激励我，能给我以无限的力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一直梦想着通过办一所书院来总结和提炼我对关学和书院的理解。中国传统学问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文以载道”，重视精神和人格养成，学问与生命是融合一体的。与古代这种“生命的学问”相比较，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纸上的学问”，缺乏人的体温和疼痛感。《关学与陕西书院》是一本饱含着情感与痛点的书籍，尽管它写得很蹩脚。

《关学与陕西书院》是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相对于第一本《终南隐士》，这一本似乎更艰难。这种艰难并不是说写起来有多难，而是写作过程的艰难，尤其是写作背后那种实践的艰难，简直是刻骨铭心。

如今，《关学与陕西书院》终于写完了，此刻面对着这个历时两年且记录着我的一段“特殊人生经历”的著作，我的内心竟没有一丝的喜悦，相反是无尽的沮丧和无限的悲凉。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明白，搞学术是需要下一番大功夫的，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且必须要接受正规、系统而又严格的学术训练。当初下了那么大一番功夫，搜集了那么多的资料，等到真正写作的时候，才发现简直不知如何下手。以前只知道材料不足是一种局限，殊不知有时候材料多了也是一种灾难。再就是，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逻辑不严谨，时常陷入一种思维的混乱。另外，很多需要详细论述和论证的观点，往往被我三言两语就说完了。究其原因，想必是因为我究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常常是形象思维有余，而逻辑思维不足。《关学与陕西书院》尽管写的不够好，但它毕竟是国内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论述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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