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拍“温顺”照片的人

拍了40年农村，农民摄影师谢万清说自己只拍“温顺”的照片。

他拍陕西老家的春种秋收，也拍老人小孩。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时拍的。40多年过去了，山里的泥墙变成了砖房，机械取代了耕牛，省亲的交通工具从毛驴变成了摩托车，又变成了小汽车。这位地道的农民把摄影当做农忙间隙的爱好，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

■他习惯拍摄时将身子放低

谢万清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他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其中一幅名为《征服》，摄于1986年，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两头耕牛。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耐看”。

除了田间地头，过年和婚礼是他最钟爱的场景。他执拗地把镜头一次次对准火红的灯笼、层层叠叠的喜被和农民脸上拧出褶皱的笑。“我的照片里看不到残酷的场景。我喜欢温顺、温和、温情一点的。”这几个形容词他使用了多次。

他在农村见过许多交通事故、葬礼或者封建迷信的场景，手指在快门键上停留了一会儿，终究没按下去。有一次，村里有老人过世，家属扶着遗体，等他去拍张遗照。他觉得画面太残酷，坚持不拍，只翻拍了几张老人生前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那户家属。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皱纹像是刻在额头上，即使不抬眉毛也留着一道道印子。眼窝像肤色一样深，嘴大，干裂的嘴唇包覆着黄牙，寸头花白，掩藏在一顶迷彩帽下。如今他总爱穿一套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他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谢万清赶上了“大饥荒”，饿得“腰都直不起来”。小学读了3年，“文革”来了，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父亲因为成分不好，站在桌子上挨批斗，十几岁的他在底下吓得浑身发抖。“那时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聊起这些，谢万清罕见地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积极向上”的照片，他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里的人“把牛抽得跑快一点儿”。

■因为相机，父亲将他痛打一顿

摄影是谢万清“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相机是1969年，一个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他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那会儿他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一台相机要100多元。对于他来说，买相机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

为了攒钱，他报名去修水库。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他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想买相机。10年后，他才终于买到一台“红梅”，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0元。回家后，父亲似笑非笑，“你真买回个好东西”，随后将他痛打一顿。

那时刚改革开放，村里的“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判断标准渐渐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他想过学铜匠、木匠，但老师傅都规定学艺的头5年没有工钱，他觉得找钱太慢，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他干起了在庙会、集市旁拍照的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女设计动作，教他们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他举起相机的次数越来越少

1995年，谢万清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在照相馆，他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一个月400元。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有上万元，加上房租，谢万清还是没能“发财”。

他没有放下相机，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他筋疲力尽。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证件照，他也“手痒”，“像鸟被困在笼子里”。

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但“没啥感觉”，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结果被骂“流氓”。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过马路时，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桥”。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说“你坐在盲道上了”。

“农村哪有这说法呀！都是随便坐。”有一次，他赶高铁碰上堵车，干脆下车，扛着行李跑了20分钟。“差点没赶上！”他说话声音大，有时会凑到别人耳边，边说边习惯性地拍打对方的肩膀或膝盖。他跟别人打电话，免提永远打开。

他再一次被“主流”排斥在外。照相馆倒闭后，他卖过烤肠，还去浙江、江苏、福建挖“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管道，铺过通信光缆。工作让他觉得疲惫。他几乎不怎么拍了，相机坏了也不去修。

■回乡后，他又重新端起了相机

打工没攒下什么钱，2009年，谢万清回到了农村。原来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损，盖好新房后，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直到现在也没还清。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他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穷，出不起彩礼钱。儿子埋怨他，他一声不吭。因为内疚，他时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记为贫困户。

相机坏了，他还是忍不住借钱买了一台新的，甚至向孩子开口。“人家不烦我烦谁哩。”他讪讪地说。谢万清曾经烧过自己的胶卷，打算“一辈子不碰相机”。但“这东西就像烟瘾，没办法，戒不掉了”。

回乡后，谢万清重新端起了相机。他发现村里都盖上了新砖房，可人却少了。他依然爱拍过年、婚礼、社火。如今他的镜头里，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因为“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体面，他赶紧跳过，“这个不能公开，裤子都破了！”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已经很难准确捕捉到变化的信号了。比起人像，他现在更喜欢拍大自然。他很少再采用仰视的视角，更多时候喜欢俯瞰。“我的设备不行，必须站得远，才能拍得全。”去年冬天，他几乎天天站在县城的大桥上等黑鹳，相比别人的相机，他的镜头短了一大截。

有人说他现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他们没看出门道”。有几次他想发表几张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愿意公开了，“现在很多地方尺子不准”。

前几年，他存放照片的仓库起过一次火，许多照片被烧毁了。他抢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农具、粮食、化肥放在同一间屋里。对他而言，那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他不再指望自己发财，“我就这人，就这命运。”

两年前，他到陇县文化看管摄影展厅。那个厅里至今还摆放着他的作品。县里有什么文化活动，他也会去拍些照片，有广场舞，有书法比赛。但他不喜欢那些片子。每个周末，他要在山路上骑4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周日再回到县城。他在馆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一张小床。他觉得很满足。（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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