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里的成都生活 之 杜甫成都生活史

悦 竹 著

连载48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12月1日，一位48岁的中年男子牵着一匹瘦马，挈妇将雏，从甘肃同谷（今甘肃成县）出发，穿行在莽莽秦岭里的一道道崎岖坎坷的山路上。他们缺衣少食，愁病交加，但是步履匆忙，星夜兼程，从穷愁绝境中走来，准备前往成都觅得一方落脚之地。

路上翻越木皮岭、五盘岭后，刚进入蜀地边界，这位中年男子就展开对成都的想象，他听闻或憧憬“成都万事好”，然而潜意识又认为“岂若归吾庐”？

一边是羡慕成都的安稳富足，一边又渴望回到故乡，这两种矛盾交织的心境，实质反映的还是他壮志未酬的苦痛与面对艰辛生活的无奈，然而他毕竟有一颗民胞物与的伟大心灵，在艰难困苦之中书写下无数光辉的诗篇，就连他寓居成都留下的一座草堂，也成为光耀千秋的文化地理坐标。

他就是诗圣杜甫。

杜甫从同谷出发之际，正是腊月深寒时节，浓霜铺地，飞雪盖顶，加之一路又是被诗仙李白称之为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山高谷深，行进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杜甫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携家眷踏上漫漫征途呢？

来成都的前一站，杜甫在同谷。原来，在同谷虽仅仅一月时间，但杜甫遭遇到一场“口惠而实不至”的欺骗，让他和家人处于缺衣少食的困顿之中，濒临绝境。

安史之乱的第三年，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叛军控制下的长安逃出，穿过战区，投奔到肃宗所在的凤翔（今陕西宝鸡）。肃宗感念其“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精诚，授予杜甫左拾遗这个七品的朝官，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担任司功参军。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到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夏，关中及周边地区大旱，饿殍遍地，战事胶着，异常残酷。杜甫携带家人，随着西奔流民离开关中，翻越陇陂，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

在秦州四个月期间，诗人一度觅居不成、衣食不保，一大家子人嗷嗷待哺。当时杜甫一家人，最保守统计是七口：杜甫、妻子杨氏、两个儿子（杜宗文、杜宗武）、两个女儿、四弟杜占。杜甫30岁才结婚，属于晚婚晚育，妻子杨氏小他10岁，到759年，杨氏38岁，大儿子杜宗文10岁多，小儿子杜宗武7岁，两个女儿年纪也很小，皆不足十岁，四弟杜占比杜甫年纪小很多，约莫二十来岁。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同谷“佳主人”来信辞切相邀，绝境之中的杜甫像迎来一线曙光。从秦州出发时，杜甫在《发秦州》诗中表达了对同谷县的想象：“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南州指同谷，他欣喜地把同谷当成梦想中的乐土，足以解决衣食之忧。在越过积草岭前往同谷时，他诗中说出了原因，“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积草岭》）同谷县这位“佳主人”，在信上许下美好的诺言。

然而，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杜甫千辛万苦来到同谷县后，这位“佳主人”也许是因为杜甫此刻已经辞官且穷困潦倒，也许是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救济，总之，没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在深山峡谷中的同谷县里，“乐土南州”的美好想象顿时破灭，并且此时已经天寒地冻，杜甫一家的境遇比秦州还要糟糕。一家人没吃没喝，为了觅食，杜甫带着幼童，到雪地里挖残剩的山芋，在树上采摘野橡栗。他的名篇“同谷七歌”，即是在此绝境之中发出的深痛彻心的哀鸣。

同谷的遭际相当悲凄，杜甫无日不期待能有安稳的去处。

为什么不东返故乡呢？因为安史之乱进入第五年，这年史思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帝，战火又有扩大，东都洛阳再次沦陷，无法返回故乡，“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遣兴三首》）。

为什么不重返首都长安呢？杜甫就是关辅地区的华州逃难出来，眼见得战乱与天灾交加，物价飞涨的情景。杜甫当小官时，就“无钱居帝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此时更不可能再折回长安。

既不能东返“故宅”，又不能留居“帝里”，于是，杜甫眺望着帝国的西南方，那里处在国势风雨飘摇之外，玄宗皇帝曾驻跸，大批朝廷官员和长安富户大族纷纷举家迁徙入蜀，形成一股移民潮流，又有一些故交、亲友，因此，他带着家人出发了。

也许在秦州、同谷的经历，让他对前往成都也心存余悸，但在他踏上成都土地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感念：这是一块能接纳他、给他提供庇护的土地。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初入成都府，是在季冬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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