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有个槐衙村 陈出新

编者按:

槐衙村坐落在渭河岸边，古代曾是渡口，也曾有熙熙攘攘的繁华过往和英雄辈出的光辉岁月。如今它退去了昔日的光环，成为众多平凡村子中的一个。其实它大有来头，值得翻开尘封的历史细说一番。

槐衙村，最早出现在文献记载，是明代学者南大吉编修的第一部“渭南志”，距离“县城西北五里”之地，属“三渡七桥”范畴。意思是，槐衙从来是以渭河的消长起伏为其自身命运。

渭河，作为一条内陆河，虽不及黄河、长江那样流长，但是，由于冲击形成的关中平原，广厚福滋，灵启神佑，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奠定了人文初始的坚实基础。事实上，我们今天为此骄傲的所谓“一脉相承”，五千年文明，论其实迹，只有渭河流域表现得最全面，最有谱系，最具叙述的生动性。从“泾渭分明”“仓颉造字”，到“文王演易”“太公垂钓”“司马迁祠”，任何一项建树，都为这种族文化的伟大筑就了原创性的基础。所以，就其贡献而言，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除黄河、长江外，千万不能忽略渭水的作用。在共同构建古老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她们应该是缺一不可的三足鼎立关系。

关中自古土饶物阜，文化底蕰深厚，渭河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咸阳古渡，不用说是开辟中国第一个一统天下帝国的见证。同样处于下游的渭南渡，无论其经济、政治地位对历代王朝而言，仍显得十分关键。特别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通“漕渠”后，漕运和渭河在调拨粮食和物资时，有时是并驾齐驱，有时是互补短长。但是，多数时分渭河的运转功能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槐衙位于渭河南岸，其身后是广袤的良田滩地，不远处即为素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的渭南县府。槐衙原本是一渡口，因为它对面的村名是马渡。天下河渡，从来都是对应的。没有听说一水之间，渡口偏差到四五里的下游，尤其是平原内河，落差有限，水流平缓不湍急。但是，作为渡口的槐衙，名声却远逊于身边的“上涨渡”、“下涨渡”和“蔡涨渡”？为此，我们不得不对“槐衙”村名的由来，作一个尽可能的考究。

关于“槐衙”的由来，槐衙村人一直有两个自信而又充满矛盾的说法。其一是说，他们的始祖为元朝驸马李秀（公元1260年）。其二又说，他们来自山西大槐树移民。这两种说法，由于时间顺序的不可更改，故组成互为否定的因果关系，认李秀，就不能拥有移民身份；认大槐树，就不能以李秀为祖。其实，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槐衙村人也存在着“只闻其名不辨其实”的误传，最终将自己掉入历史的糊涂中。

明南大吉，父子进士，本地官道人。其撰修的《渭南县志》（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属渭南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该县志论、史、实迹全面，规制可比国史，据论可追先秦，图文并茂，述事清晰，堪为地方志史中的翘楚。对于槐衙村人的矛盾说法，《渭南县志》也有同样描述，只是解读结果大相径庭，不仅不矛盾，还为“槐衙”的由来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县志”有许多山形水域图，其中的一幅为“三渡七桥道路之图”，里边有“老城”，渭河“三渡”。在渭河滩南岸呈弓背“即当地人称‘龙背\’”的河湾空白晌南，标有一地名“槐树村”。而在“寺观篇”，介绍“宣化观”时，却明确提到“槐衙村”，说其距县城“西北四五里”。由此可以推断，在公元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距今500多年前，渭南的渭河滩，靠近老县城不远处，确实有一个“槐树村”。槐衙村的“衙”，不是建在槐树村中，就是靠近槐树村，这与“山西大槐树”移民没有任何关系。“槐树村”和“槐衙村”有关系，但是两个实体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槐衙发展的势头，因为渭南成为渭河河运集散地的缘故，名气一飞冲天，进而“槐树村”这个名字也被其淹没成为传说的配料。

渭河自古就有“泛舟之役”的美名。但是，由于身处平原的原因，河床平缓，水行弯曲，淤沙积多。其致命的弱点是水源靠天，分为枯水、雨涝两季。故而在有籍可考的近三千年，其河运能力基本呈日渐萎缩之状态。据《左传》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雍是秦国都在现今的凤翔，晋国都绛在现今的侯马古城。当时因为晋国发生饥荒，主动向秦提出借粮，运输几百万石的粮食就是靠渭河水运。说明在两千六百多年前，渭河水运可以从宝鸡一路向东，经黄河抵达侯马。后来，随着秦国定都咸阳，一扫六合，天下物阜尽归秦，渭河在运输能力方面还是能满足国运的需要。到汉武帝时，关中人口的不断增多，西北战火的不断扩大，单纯依靠渭水输运粮食物件到长安，显然是力不能支。于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59年），汉武帝下令开挖漕运，三年而成。到了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又下诏在汉漕的基础上，重新开挖，名“广运渠”，到唐，前后共挖漕11条之多。说明渭水的输运能力一直在下降之中，至于行程里数早已缩短为潼关至长安的三百里不到。唐之后，由于国家陷落为四分五裂，关中的政治、经济一蹶不振，民生凋敝，人口骤减，境内运输不管河运、漕运，基本处于停顿。直到元代，无论灭金之后，还是最终的统一，都为渭河渭南段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槐衙村的历史从此变得有籍可寻。

成吉思汗子孙们从十三世纪上半叶开始，灭西夏、吞辽金，统一北方；下半叶忽必烈统一全国，客观上为天南海北的物流奠定了道路的，安全的，管理的，物质的和人口的基础。这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一直为后来的明、清沿袭，从而造就了自唐末，随着长安沦为废都，关中几近凋零的五百年之后，陕西商人再度崛起，秦人“会馆”遍地，就连京畿之地的京津唐一带，陕西人的势力从来是不可小觑的盛况。这其中，首先是唐中期的喝茶之风形成，传到食油腻的少数民族那里，就变成每饭必饮的程定。以茶叶为拿捏的“羁縻”政策，不仅对外族管用，同样对域外的夷蛮之国也管用。这是继“丝绸”以来又一大壮举，激活了百业，富裕了百姓。那么，地处关中的渭南，距离产茶的两湖、四川最近，无论旱路、水路；又与需要大量茶叶西北的少数民族最近。所以，对供需双方而言，几乎是相互往来的咽喉要道，必经之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称道晋商如何辉煌，却忽略了晋商去往北地贸易的拳头产品——茶叶，它的每一片，每一驮，必须从渭南的渡口、码头起运，才能到达绥远、包头、库伦、恰克图。

山南海北的货物齐集渭南，等待水运、陆运是一回事，关键是必须经渭河轮渡，这样就需要大的码头用来仓储，作为货物流转的集散地。而符合这样需求的地理位置，只有靠近渭河，身后南面又有大片广博滩地的槐衙，其邻村不是河面宽展，就是水深临渡之逼仄，论条件优越、适合装运屯集来说，其他渡口根本难以和它相比类。

槐衙作为码头又上升为衙署，完全得靠一个人在忽必烈朝的得势。此人即为驸马李秀，槐衙村人坚信他们就是其后人。有关李秀，南大吉《渭南县志》讲：“元李秀，张村里沈家坡人，中统初，斡罗真驸马，下管领本头下京兆等处民户总管。”而且，这个“下管领本头下京兆等处民户总管”，一直被承袭，从其子抟宵到孙存义再到重孙承师，也即从世祖中统（公元1260年）到大德（公元1297年）后，前后四代近五十年不变。“民户总管”是个啥官，说白就是食俸禄，今天得叫“税收局长”，具体负责京兆（包括渭河南岸的渭南）的税务。那么，身在西安为官的李秀，如何又在渭南渡口边的槐衙，而不是其老家沈家坡（渭南市临渭区阎村镇一带），经营设衙落户。其中缘由，笔者认为，李秀不仅只管京兆地区的税收，还兼顾着渭河南段的河务管理和税收。因为，中国历来的河官，无论漕运、河运，以及后来的海运，都是受命于朝廷的统一认命，其隶属关系也于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于是，在靠近原有的“槐树村”，或在其村的远处，就有一个管理河运码头的衙署出现了。从此，“槐树衙”简称“槐衙”就正式亮相，经一代一代李姓大户的维持，近八百年流传至今。

“槐衙”的历史和名称的由来，唯有这样的解释才显顺理成章，不然，“槐树村”一变而为“衙”就有点突兀。作为“槐衙”李姓始祖的李秀，官在长安，家在沈家坡，其后人却集中在渭河边的“槐衙”村，就更有点离谱得出奇。当然，李姓大户能在占尽水陆运输的“槐衙”地段，一劳永逸的发展，如果没有成为皇亲国戚或地方一品大员的世袭李秀子孙，也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实上，李氏家族不仅在槐衙设“衙”开局，而且，还在“衙署”的基础上，修城设户，建市养廛。有效管理，壮大了市声，使其声誉远播，成为响彻关中内外的名埠大镇。有关“槐衙”的盛况，当地村民有一段流传久远的妇孺皆知的顺口溜：“四个城门，三十六条巷。李主户四小家人。七大家八小家，二十四个盈户家”。具体是讲，槐衙所在，其规模之大，为四门，三十六条巷。城中李姓为主户，其家丁共分四姓，分别守护：辛氏的东门，谷氏的北门，郭氏的南门，张氏的西门。其实，从管理的角度看，这四大门既是职守，也是税收。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总局，下辖四个分局。当然，这样的格局突显了封建时期“官办民营”的特色。总之，这一则精准描述，充分展现了槐衙在过去七八百年中的辉煌，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四五百年间，中国社会随着国土面积空前绝后地扩大，国力的强盛，民间社会生活的活跃，一个商业繁荣时代的形成。

中国社会的转折点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拿捏人的茶叶失去了垄断，商人的利润成了断线珠，直线下降。再加上内外交困，国库空虚，每有银用，商人便成首当其冲的刮金板。这一点，你从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变”，老慈禧带小皇上一路西奔，经山西到陕西，其靡费之巨大，并不是来自公帑，而是取自沿途的富商大户。可见，国尚且紧迫如此，民营又复如何？正如水利专家，槐衙村人李应泰先生回忆道：“槐衙村在县西北三四里，城垣新筑，制有四门。人家东端富，西端贫。渭水由西而来，经流村北门之外。山西省之盐、炭，湖北省所来之洋布，由船转运渭南者，俱由此登陆。近年陕省变乱，渭水西路阻塞。全省之盐、炭俱落于此。甘肃省水烟，陕西省棉花亦由此航行汉口。各省商货行店则设立村中。槐衙村者，渭邑之大码头也。渡口曰上涨渡，过渡之人俱经村而往行省城。村中饭店林立，亦渭邑县北要道也。”

槐衙作为商埠码头，其命运的结束是1934年，陇海线铁路到渭南。不久之后，渭河由于南北变道，旧槐衙被河崩到现在的主河道中间，村民随地四散而居，最大一支仍集中在“宣化观”南面，维护着“槐衙村”整体的存在。

槐衙历史久远，家族源远流长。万年积累万年财，其经营方式是屯田加从商。再加身处渡口要津，接触四面八方，所以，思想不落于保守，最易得风气之先。1840年后的一百年间，西风劲吹，槐衙人率先破庙办学，鼓励孩子上学堂，接受新知识，尤其在提倡女子教育方面，一直领先于渭南其他村邑。有一谷姓人家生有四女，其中三个均为“女子中学”毕业，这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堪称奇迹，更别说是远离大都市的闭塞偏远的大西北。由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故从推翻清朝，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槐衙人始终不落于时代之后，紧跟进步的潮流，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担当着责任，贡献着心血，忍受着艰辛。

李维屏，槐衙村人，北大预科生。中共陕西早期负责人，后在新疆从事地下工作，1945年和毛泽民一起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李潘侯，槐衙村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保卫战等。国民党军中将参谋，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受周恩来委托去和驻扎在潼关的同学陈城谈判，避免了各方混战的同胞自相残杀。

槐衙村重要级别的人物，团以上如和杨虎城称兄道弟的刘杰三，在军阀刘镇华围西安时，任骑兵营长。石干峰，抗战时任驻大荔防空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是宝成铁路总设计师之一。石兴亚，创作剧本《凤落池》，上世纪五十年代风行全国。李健高，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锦峰，早年投身革命，1949年后任航天部502研究所所长。至于连以上军官，槐衙村随处可见，像我岳父刘治中，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这些人在国难变乱中能脱颖而出，主要仰赖其自身的文化修养，他们参军前至少是初中程度。像李潘侯、李维屏、石干峰等均出自高等学府。至于曾任瑞泉中学校长的何明山先生，更是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槐衙，这个极其普通的村落，在其过去的岁月却背负着不凡的经历和渭河的光闪。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厚重，从槐衙村的身上让你感受着神奇和激动。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家园，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了解，就是你对祖国热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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