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何不得不“四海为家”

“祖宗之法”是对北宋政治制度的一个概括，具体表现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扩大完善、各级各部门权力的分割与制衡、鼓励并保障士大夫的自由争论等。苏轼与时代的关系，自然深受这个“祖宗之法”的影响。

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双双中选，本该各得官职。结果，苏轼离京赴凤翔府任签判，苏辙却等不来任命。原因在于，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员任命并非皇帝、宰相决定了就能生效的，还需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一份任命书。如果负责起草的人不认可某个任命，就有权拒绝起草，则此任命作废。苏辙本来被委任为商州推官，但当时负责起草任命书的王安石把委任状还给了朝廷，眉山苏家与临川王家从此交恶。

宋朝官员的外任制度也促成了苏轼的 “四海为家”。根据宋制，在朝任职的官员如果跟执政者意见不同，可以自愿申请或被指派到地方上任职。这样一来，既不影响国家大局，也不会对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形成太大打击。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被称为新党，反对者则形成旧党。苏轼本来是要求变法的，但对新法的多数具体措施表示反对，遂被视为旧党人物，因而遭到王安石压制，无奈请求外任。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废弃新法，驱逐新党，重用旧党。刚刚履新登州知州的苏轼被急召进京，20天内连升数级。

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失去权威的领袖，迅速分裂为蜀党、洛党。蜀党的权威是苏轼，洛党的领袖是理学家程颐。两党互相攻击之际，苏轼深感不宜在朝，便接连上奏请求外任。最终，他于元祐四年获准出知杭州。 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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