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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臣咏宝鸡

来源:宝鸡日报 2018-01-24 17:43   https://www.yybnet.net/

编者按

上期《文学周刊》推出了“历代帝王为宝鸡留下的诗文”系列文章,影响广泛,不少文友感慨,没想到咱们宝鸡历史上吸引来如此多的帝王,留下如此多的精美诗作,家乡果然是一座历史文化深厚的城市啊!

其实,历史上,这座古城不仅留下众多帝王文墨,诸如魏徵、司马光、苏轼、刘基等很多名臣也在此留下诸多诗文,可供品鉴,更可供今天的我们感受家乡这方厚土的魅力所在!

仰贤德

沐浴光辉抒胸臆

◎段序培

三千年前,周部族以宝鸡为基地,繁衍生息。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即周文王 )继位时,殷纣王昏庸无道,黎民百姓受苦受难,但周之国力不足以与殷对抗,于是周文王虚心接纳有才能的人。

庾信在《文王见吕尚赞》一文中赞颂文王访贤于磻溪之事,吕尚“言归养老,垂钓西川。岸上磻石,溪唯小船”,吕尚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诗中的“风云未感,意气怡然”描写太公潜心隐钓、不为外物所动的处事态度。周文王求贤若渴诚心邀请他辅佐伐纣,封他为太师。庾信以其为榜样,在诗中表达了对怀才隐逸、期待被任用的向往。

庾信是南朝梁国人, 15岁便受诏入东宫, 19岁就成为抄撰学士。奉命出使西魏,魏帝惜其才,强留长安,后北周代魏,官至骠骑大将军,很受皇帝器重。

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而闻名于天下,古往今来,那些为了古蜀道的修建呕心沥血的历史人物,对古代交通的贡献,使人们铭记于心。

汉中市古汉台博物馆就藏有党崇雅所撰《贾大司马修栈道碑》《贾大司马修栈咏》诗碑,详细记载了明清时,曾任陕西巡抚的贾汉复,修葺褒城至宝鸡三百余公里的栈道之事。

党崇雅是今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蟠龙山人,被人们称为“党阁老”,是明清时期宝鸡政治地位最高、历史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与贾汉复是忘年知己。据《贾大司马修栈道记》载:康熙三年秋,贾汉复巡视汉南,“行人骑畜经其此地者,大则有性命之虞,小亦有颠仆之患”,遂发动凤翔府与汉南巡使共同谋划。“捐金募工”,于九月开工,不到三月,修葺了褒城至宝鸡三百余公里的栈道,这是清初以来最大规模的栈道维修工程,为川陕交通畅通无阻作出了巨大贡献。党崇雅称赞:“尚书公一巡行间,体忠君爱国之心,开万古荡平之绩”,“尚书公功德与天地同其悠久”。此文后被篆刻碑上,他的事迹被后世传颂。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据史料载,司马光小时候就来过宝鸡。 1031年,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前往四川广元,他们从北宋的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出发,经洛阳、过潼关、入宝鸡、越秦岭,因此司马光在 15岁之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很多地方。这种“旅行”般的经历,使他开阔了视野,丰富的阅历为他书写《资治通鉴》打下了基础。

庆历五年,宋仁宗实行“庆历新政”时期,司马光写下传记《圉人传》叙述汧国养马人的故事。而这篇《圉人传》也收录在清代《重修凤翔府志》中。

其文云:“汧侯有马,悍戾不可乘服,以为无用,将弃之野;爱其疾足,募有能驯之者,禄以百金。”汧,古邑名,古称汧阳,今名千阳,是周秦时期有名的养马胜地。汧国在历史上不一定有其国,汧国圉人也不一定实有其事,司马光是想通过《圉人传》这篇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讲述国君应当如何培养使用人才的道理。

“有圉人叩门而告曰:‘臣能驯之。\’汧侯使养马数月,马益调服,步骤缓速,折还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赏以白金之禄,拜为圉师。”然当驯马人走后,马复悍,汧侯百思不得其解,乃询问,圉人曰:“缓之以尽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驯其心,使之得其宜,适而不劳,亦不使有遗力焉。”从中引出了“爵太高则骄,禄太丰则惰”的培养人才道理,指出君王应“节其爵禄,裁其缓急,恩泽足以结其心,威严足以服其志”。

司马光在历史上的评价有是有非,但却是公认的史学家、文学家,无论其他,司马光《圉人传》的这些论述,即便是在今天“人事管理”方面看来,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就这一点来看,可谓是贤德之人。

沐浴文化光辉三千年的宝鸡,为古代圣贤抒发胸臆提供了沃土,让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映着文学的光辉向我们走来……

采风行

千年人文美诗篇

映晖

唐代名臣魏徵大概不曾想到,自己在一千多年前写就的一篇洋洋洒洒的美文,竟让一个小山城麟游在日后的岁月里风光无限,誉满天下。

碑碣是冰冷的,但镌刻其上的一个个文字却是极具温情的。它见证着一段神话往事,诉说着一腔肺腑之言。如今,《九成宫醴泉铭》碑静静矗立在麟游县城一隅,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顶礼膜拜。

“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昔日繁华盛景在魏徵的笔下一一重现,让今人有幸在文墨中穿越时空去游历一番,也领略了当年“第一离宫”的恢宏规模与不凡气度。

九成宫的前身仁寿宫,在隋文帝时代就动用了几十万劳工参与营建。贞观年间,更名“九成宫”,而“醴泉”的发现更富戏剧性,“上及中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乃承以石槛,引为一渠。其清若镜,味甘如醴……”皇帝在院子里闲庭信步,忽见一片地面湿润,手杖轻轻划拉几下,一汪活泉居然汩汩冒了出来!

魏徵毕竟是魏徵,他并没有在这篇铭文中一味描摹景色,也没有刻意阿谀,他在文末话锋一转,柔中带刚,颂中含劝:“黄屋非贵,天下为忧。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居高要虑下坠,水满则须当心外溢,念念不忘这些,方能永远保持纯真美好。恐怕也只有正色立朝的魏大人,才敢对天子有此铮铮谏言!

同样有气节、有才学、有抱负的元代政治家张养浩,也对古陈仓的风物痴迷不已,这位山东汉子以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之朝廷重臣身份,受命肩负起陕西行台中丞之职。客陕期间,繁重的政务之余,他对唐代在宝鸡地区就被发现的石鼓时时萦怀,久而久之, 36句 252言的大作《石鼓诗》便恣意挥洒而出:“粤自鸿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继”,开笔就把基调定得很高,也给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炎帝就在这一方土地上生息作了最好的佐证,“世间钟鼎瓦砾如,只辞千金未为贵。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来观惜时异。区区流转又几朝,终不能亡见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窃空应穷万计。平生漫有博物名,迫视不能详一字……”

张养浩可做过当时全国教育文化界的一把手,什么样的奇珍未曾过眼?何等宏大的场面没有经见?可是,在最早的石刻文字前,面对着古拙厚重的籀文,他一如心地纯真的孩童面对着满腹经纶的大儒,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深深感慨,居然自谦平生徒有虚名,不能识得一字半语,甚至将钟鼎重器视为瓦砾,奉石鼓为千金难买之国宝。先贤的眼光不容小觑,前几年,权威杂志《国家人文历史》就将秦石鼓评列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看来,七百年前的张养浩的确有先见之明啊!

明朝状元康海多次来到凤凰山下的周公庙参拜,他是一百余里外的武功人氏,骑着毛驴,一路游览一路诗,多半天就到了岐山地界。康状元仰望着“十人联臂围难遍”的古楸树,才情勃发,吟哦出了令后世津津乐道的《周公庙古楸行》,其中的“殿前古木无数交,老楸郁郁当前面。根盘后土谁能侧,柯动云霄人共羡……”更是妇孺皆懂的千古佳句。而今,一行行诗文永远留在了泛黄的古卷中,参天楸树却早已了无踪迹。

或许,对于周秦大地上的一处处人文遗存而言,唯有文字,才能真正赋予它们永恒且不朽的生命底色,令它们在氤氲着文墨的岁月里活色生香。

吉祥赞

“喜雨亭”中说喜庆

◎李波

遇到高兴的事情,相声演员会把故事编成段子说出来,话剧演员会把故事搬上舞台演出来,文学家则会把故事写出来,这叫作“属予作文以记之”。

古时候,老百姓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便成了上至天子下至黎民最为关心的事情。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刚刚踏入仕途便为凤翔府签书判官一职。在这里,苏东坡有满腹的施政才华想要展现,但老天似乎并没有打算让他“随随便便成功”。苏东坡在《喜雨亭记》中写道:“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

看到了吧,本来预测说当年是丰收年,结果一个多月不下雨,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有点坐不住了,虽然在自己的家里修建的亭子快完工了,但此时的苏东坡根本无心在亭下喝酒聊天。结果呢,峰回路转,“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翻译过来就是: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最终,“亭以雨名,志喜也。”这就叫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作为地方的父母官,苏东坡将自己新盖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而且作了这篇《喜雨亭记》来纪念这件事情,可见苏东坡的爱民情怀。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篇同样是父母官与民同乐的《醉翁亭记》来。虽然作者欧阳修也是大文豪,不过他的“乐”相比较苏东坡的“喜”,则是欠了一点高度和味道。

苏东坡在《喜雨亭记》中还写了这样一件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说的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这种禾是两禾生在不同的田亩上,而合生一穗。于是献给成王,成王送给周公,周公受禾后,作《嘉禾》一篇。

其实,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也曾经作过一篇《瑞麦颂》,写的是当时宝鸡县出现的“瑞麦”,也提到了西周初年出现“嘉禾”的事情。当然,他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表达朱元璋的明朝代替元朝,就像贤能的周武王代替商朝一样,是历史的必然。

在文中,刘伯温写道:“洪武三年五月,陕西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两穗者十有余本。”这只是个引子,刘伯温想表达的,其实是接下来的内容:“今年夏四月,王师奏捷于兰州,朔漠扫清,关陇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为嘉瑞。和气致祥,不亦昭哉。”

刘伯温认为,明朝的军队到了哪里,哪里就会风调雨顺,并最终与武王伐商的时候作了对比:“商之季年,比岁旱荒,至周武王克纣受命,而天下遂获丰年。”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刘伯温的论断,难免缺乏科学的依据,更有其时代的局限。但是,文中所表达的“仁政”可以使得百姓安居,却是实在的。

无论是“喜雨”,还是“瑞麦”,由此留下的“吉祥赞”的诗文,让我们对脚下这方钟灵毓秀的古老土地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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