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东湖忆苏轼

郑长春

苏轼的文品、人品俱佳，是“唐宋八大家”中我最喜欢的一位。他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每到一处，不仅能留下诸多经典篇章，而且勤政为民造福一方，成为后世文人学士效仿的榜样。于是，他走过的路，游过的山水亭阁，遇到的磕磕绊绊，都成了文化遗迹。那些遗迹，充满智慧的超越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社会使命，人们踏访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我这次就是奔着他倾心营造的“精神家园”——凤翔东湖来的。也许，这泓湖水沉浸着某种意象性的内涵，总是让人心向往之。

此地古称雍州，因“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在夏代以前称雍州，唐代时改为凤翔府。东湖和凤翔的历史一样悠久，传说在上古时期，这里就有一泓清澈的池水。据《竹书纪年》载，商王文丁十二年，有凤集于岐山，凤凰飞过雍城时，曾在此饮水，故被称为“饮凤池”。“昔闻周道兴，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这就是当时饮凤池的生动写照。宋代，凤翔是关中西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时年二十四岁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又掌管（兵、吏、刑、水、工）五曹文书，踌躇满志，处事干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出仕济世的抱负。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从此迈出仕途第一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是苏轼前往凤翔做官路上所作的诗句。坦荡情怀，溢于言表。他来到凤翔时，“饮凤池”很小，池底厚积淤泥。于是，决定在公事之余，把这里重新加以修葺改建。经过勘察，他决定将城西北凤凰泉的活水引到饮凤池，以解决水源问题。引入活水，扩展水池后，又在岸边栽植垂柳，于水面种植莲藕，并依地势修筑曲桥勾栏、亭台阁榭。这样，一个诗意盎然的园林建成了，此处位于城东，即以“东湖”命名。

有了东湖，“水多则蓄之，干旱则泄之”，可资士民小憩，又可灌溉农田，“湖成而民利普焉”。“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喜悦之情涌上心头，苏轼信手援笔，遂赋《东湖》诗一首寄给远在千里的弟弟苏辙。苏辙随即和诗一首，“不到东湖上，但闻东湖吟。诗词已清绝，佳境亦可寻”。兄弟二人都是名噪京华的才子，他们的唱和往来，给这汪湖水注入新的人文元素，使其有了更多的游观和冥思价值。因此不妨说，苏轼不仅是凤翔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凤翔人文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游鲦争唼雨，垂柳欲生烟。”从清代诗人王士祯的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东湖之美。多年之后，苏东坡官至杭州，再次疏浚西湖，修苏堤，因为有前面的东湖经验，西湖才修得更好，正如诗中所赞：“东湖暂让西湖美，西湖却知东湖先”。

宋仁宗嘉祐七年春，凤翔久旱不雨，苏轼与太守前往太白山求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正好，苏轼的亭子也刚建成，于是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这也算是苏轼对凤翔的一大“发明创造”：先是把自然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最后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如今，喜雨亭已成东湖公园一大亮点。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去处就是凌虚台。凌虚台是一座用青砖筑就的高台，台上建有一座叠檐四角亭，名“适然亭”。高台正面墙上镶有两块石板，一块刻有“凌虚台”三个大字，一块刻有苏轼《凌虚台记》全文。细读碑文才知道，苏轼写作《凌虚台记》纯属偶然。就在他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同一年，陈希亮接任凤翔知府。陈希亮到任后于府衙后院筑高台以望终南山，起名为“凌虚台”，并嘱苏轼写一篇记。既然是遵上司之嘱而记，按一般人的做法，则是借机奉承一番。苏轼把自己写作的想法跟太守说了一遍，太守居然同意，于是便一气呵成这篇《凌虚台记》。

文章一开头叙述了太守筑台的想法和经过，然后笔锋一转，发了一通议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泛指野兽）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无法预测），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公）之祈年（宫）、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宫）、五柞（宫），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宫）、唐之九成（宫）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印象），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况台犹不足以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本来太守是要苏轼为凌虚台作记传之久远的，而苏轼的一番议论，把这些人为造作之台，用历史眼光一看，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苏轼不愧是文章好手，他用与东湖碧波差不多的气韵，把写景的文势舒展得坦荡自如。游人仰头读完《凌虚台记》，转过身来，眼前就会浮现出行云流水，心中隐约有了“重温旧梦”的感觉。我们对着这一台一湖，想人生，思荣辱，观兴衰，悟得失，心胸渐渐开阔，天地更加明亮。

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相比于自然万物倒显得生动多了。可以说，民本思想与和谐理念，才是苏轼们心中永远博大的湖。在凤翔任上，他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当时此二要务均由服衙前役的百姓来义务完成，政府“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每年运送竹木的时间总在河水暴涨之时，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这样就经常发生颠覆事故，水工淹死无数。在运送途中，官物如有丢失，服役的百姓还要负责赔偿，许多人因此破产，而无力赔偿者则被投入牢狱，走投无路之下便有人选择远去他乡，甚至沦为盗贼。上任伊始，苏轼就注意到了木筏水运带给百姓的沉重负担和灾难，便通过深入调查后，对衙规进行了修订，准许“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从此“衙前之害减半”。

西夏元昊变乱之后，凤翔百姓支边巩边财力匮乏，生产凋敝，当地酒业更为萧条。加之朝廷曲禁过严，酒类官酿，经营者苛利甚重，私酿者常遭杖责、流放之苦。原来“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酒店，十存二三，亦濒临倒闭。苏轼在遍访缘由后，上书朝廷，提出“以官榷与民”的主张，即取消曲禁，官酿私酿并存，从而实现“民营其利，国得其税”。朝廷遂即准允，使凤翔酒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长足发展。

苏轼通过为百姓做的实事好事，让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书生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仕途的历练让他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凤翔，不仅成为苏轼政治生涯的驿站，而且也是其文化苦旅的起点，通过深入社会实践和体验世态冷暖，他的《凤翔八观》《石鼓歌》《太白山早行》等诗文遍地开花，既宣告着凤翔东湖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昭示着苏轼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虽后来屡经被贬，尝尽人生艰辛，但他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仍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在凤翔三年，苏轼已拥有了东湖那般的澄澈和从容，学会滋养别人，强大自己，正气正行，从不苟且，即便在走弯路时也不忘享受风景。如此，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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