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奖状，一生荣耀

■张新文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节假日似乎离他很遥远。

土地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勤地不懒，土地就像久病初愈的汉子，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在集体生产的年代，家乡人都叫我父亲“张把式”。作家王安忆在安徽省五河县大刘庄插过队，她回上海后写了一篇题为《少小离家》的回忆性文章，文中按农活把农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是把式，负责犁、耩、耙、扬长、赶大车；二等是放大刀、割麦子、打场领头盘磙子、刨芋头下抓钩的这类；三等是锄地、抬筐、扛笆斗、打秫秫叶、割黄豆、拾花生芋头；四等则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放学回来或节假日，下田割草、拾庄稼、农忙时送饭送水。“把式”就是生产队的能人，我的父亲“张把式”也不例外。打我懂事起，父亲虽不是队长，但队长凡事得先问他，然后才去具体把农活安排到人。

我们家分了十几亩土地，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地忙碌着。我平时上学读书，星期天要跟着父亲下田劳作，这已是雷打不动的事，遇到种麦子的季节，即便不是星期天，早晨也要起早跟在父亲的身后，去田地里砸碎大块的土坷垃。种地要精耕细作，粗放种植想有好的收成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亏地一时，地亏人一年”，父亲懂得这个理。砸完土坷垃，吃完母亲送到地头的饭，我才背起书包往学校跑去。

那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村党支部书记来找父亲，说：“张把式，这些年我可记着你家的麦子产量呢！你家可是连续三年超‘万斤粮’的大户啦！党和政府也都记着你的功劳呢。明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咱们自己的节日，你要去参加乡政府的表彰大会。你先去理理发，把胡子刮了，有模有样地去领奖，别给咱张家湖村丢人现眼！”书记带着喜悦的心情，又带着命令似的口吻说道。父亲疑惑不解地问书记：“啥五一、五二的，农民不劳动喝西北风去？种粮高产政府还表彰，这倒是一件新鲜事！”

父亲是步行去乡政府开会的，回来的时候，他推着一辆崭新的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头挂着一朵纸制大红花，车货架上是木框玻璃镶嵌的“五一”大奖状。父亲的笑脸与车头的红花在村民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灿烂、美好。父亲把在表彰大会上得到的“礼遇”，喋喋不休地分享给前来祝贺的村民们，那份得意和满足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

后来的岁月里，每年“五一”那天，父亲都会穿戴整齐，很有仪式感地把奖状和大红花从土墙上取下来，拂去积尘，擦拭干净，又端端正正地挂回墙上。目不识丁的他还会讲出“五一”劳动节的来历，我想，这可能是他去开表彰大会时听来的。挂好奖状，将大红花上的细铁丝缠绕在钉子上的那一刻，他还会告诫我们一句：“零件不上油会生锈，人不劳动会生病。”

后来，我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镇上读高中，就是骑着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去的。凭着这辆自行车的助力，我越来越靠近梦想。再后来，我逐渐远离了故土，远离了父亲。

风烛残年的父亲，在弥留之际，依然用微弱的声音说着“五一……五一……”一生中唯一一张奖状，对于我的父亲、一个农民来说，是何等至高无上的荣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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