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状元题名清鲤鱼跳龙门鎏金银锁清落选试卷2019年中秋节前夕,本应该闭馆谢客的蚌埠市博物馆内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蚌埠市博物馆联合上海嘉定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在蚌埠市博物馆一楼展厅开展。展览分“科举制度沿革”“科举考试程序”“科举与社会文明”“科举与教育”及“科举的国际影响”五个部分,汇聚大金榜、乡试朱卷、清写本夹带、历代状元题名卷、翁大铨捷报等80余件(套)展品,以文物、复制品、版面、沙盘模型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变迁。
人们在展厅内穿梭,让人置身其中仿佛误入了一千多年前的科举时代。时不时有穿着状元服饰的孩子们在馆内拍照,想讨个好寓意,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金榜题名。笔者和很多观众差不多,都是抱着对古代考试制度的好奇与敬畏,却在观赏中不自觉地脑洞大开。
科举制度延续1300年
笔者跟随着讲解员小姐姐一个一个展位地参观,听着中规中矩地讲解,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天地。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存在了一千三百年。”讲解员小姐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在一千多年里,大量出身寒门的才俊之士,得以获得晋身仕途,一展才华的机会;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学问家,大都是经过科举道路而崭露头角。
隋炀帝即位后,正式设立进士科,宣告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诞生。唐朝建立之后,大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各项制度体系,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并且将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为了选拔大批人才,充实庞大的官僚机构,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起来,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
在科举制度中,如何防止徇私舞弊一直是个难题。宋朝时期,考官一旦进入考场,就和外界隔离,和家里的人也不能见面,这就是“锁院”。但是,这样依然不能彻底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的问题,于是,弥封、誊录制度相继确立。
所谓弥封,就是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以防考官徇私的一种办法,又称为“糊名”。但是,弥封之后,考官仍然可以辨认出考生的笔迹。所以弥封后的试卷用“千字文”编“红号”后送誊录所,将考生的试卷用朱笔(红色的笔)由专人另行誊录后再交考官评阅,这种用红笔誊录后的试卷也叫作“朱卷”,而考生原来的试卷就叫作“墨卷”。放榜时,按取中的朱卷“红号”调取原卷拆封唱名写榜。锁院、弥封、誊录制度在宋代建立之后,为以后的各个朝代所沿用。
科举制度兴盛于明清时期,确立并完善了三级考试制度,要求考试的文体必须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对文章格式字数等都做了严格的限制,逐渐演变成了束缚知识分子的一道枷锁。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停止科举考试的上谕。延续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落幕。
过五关斩六将的科举考试
一千三百余年间,科举制度以其独特的方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笔者的思绪飘到了中学所学的一篇课文名为《范进中举》,人到中年的范进突然中举,太过欣喜昏厥过去,后来靠着老丈人一个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但醒来之后的范进头脑变得不正常。在学生的记忆里,可能范进的疯,是想着“再也不用在鸽子笼里吃喝拉撒睡上几天,最后落个名落孙山被人欺负的下场了”。
不过,科举制之所以存在一千多年,肯定有着它必然存在的理由。细细看下来,科举制度并不是像现代人脑海中最先想到的是范进中举后昏厥的滑稽故事,它有着“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任用”的原则,完整的科举考试是以乡试和会试为作主干,称之“三年大比”,也就是三年才有一次机会。共分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之中,各有不同的等级,也各有特点。
地方上的县试、府试、院试,即“童试”后,成为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然后,生员可以通过岁试和科试的资格选拔后,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乡试的第二年,各地举人汇聚京城,参加会试,会试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经复试合格后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在此之后由皇帝决定名次,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考生取得进士身份,才算是科举考试的终点。
博物馆展示的“南闱放榜图”,重现了光绪十七年(1891)江南乡试的放榜场景。“南闱”是指江南乡试,因为放榜时多选寅、辰日。中国十二生肖和天干地支对应,寅为虎、辰为龙,故称为“龙虎榜”。乡试放榜一般在九月份,正值桂花盛开的时节,因此又称为“桂榜”。这科乡试题名录上榜的举人共145名,而参加这场乡试的人数是2万余人,录取率不足1%。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科举考试的艰难程度。
然而,考试作弊代不乏人。古人要把自己押题的文章密密麻麻地抄在纸上携带进去。展品中有一件麻布质地的中式坎肩,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就是考生夹带进入的考场小抄。此外,古代科举考试也有“找枪手”的舞弊情况。据介绍,清代对枪手和雇佣枪手者处罚十分严格,要头戴枷锁在考场门口示众3个月,严重的有被停科,即罚停科(一般是3年)考试,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将发配流放,永远取消科考资格。
虽然,科举进阶实在不易。若拿科举考试与现代的高考相比,作为经历过高考的人也可能自叹不如吧。
科举文化的东渐西传
徜徉在科举文化展,每一步踏下去的都是文化,每一处凝聚的都是历史。
唯贤举才、公平公正、学而优则仕的选才制度打破了封建世袭的落后选才制度,为世界向现代制度文明过渡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的时间,产生了数百万的举人、近十一万名进士,700多名状元。隋唐之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和科举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乏科举人士的身影。例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苏洵外,其他七人都是科举出身。
科举制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不但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用品都无不折射出科举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浸润。例如,百姓床上铜钩、铜镜上有关科举的图案,就渗透着他们企盼科举及第的美好愿望。
宋元以后,科举文化东渐西传,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曾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选拔官员也都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西方各国从中国科举考试原则的合理性中,得到有益启示,法、英、德、美等国都先后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大英百科全书》中载:“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
在展品中有两张图片,其中一张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他于公元1582年至澳门,从此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公元1610年逝世于北京。利玛窦在书中指出,中国科举有其可取之处。同时也批评它忽略了其他学科的学习和教育。另一张是葡萄牙赴华耶稣会士曾德昭著的《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宫廷和各城居住达23年,是一位“中国通”。在他撰写的《大中国志》中专门系统地论述了科举制的始末。
展览的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故事,展出的实物及图文资料,向大家展现了科举制度的一个个缩影。有许多与科举有关的历史细节被挖掘和呈现出来。比如考试,考生考试要在9天内考3场,每场都是凌晨3点开始入场,当天半夜发考卷,考生要在狭小的号舍里呆上一天半才能结束一场考试,非常辛苦。试卷收走后,考生姓名要被密封,而为了防止有人在试卷上做暗号串通考官,试卷要全部重新誊写一遍……展览展示了各种考试试题、答卷及与科举相关的文件、考试资料等,还有贡院、考场的模型与情景再现。在展出的文物中,有一幅供皇帝预览的“小金榜”;有“实业状元”大幅高中捷报;“科第世家”牌坊,这在当时是光宗耀祖、无比风光的事。
直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八股文为主,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扼杀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到清朝末年,在封建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科举制度宣告结束。时至今日,对这一制度所蕴含的优劣得失、社会影响以及科举文物背后的有趣故事,进行认真深入的发掘和反思,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蚌埠市博物馆馆长季永认为,科举制度所凝聚的崇德尚贤勤奋学习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让更多的人了解科举制度,不仅可以深化人们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总结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长期形成的稳定的运行机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考试管理和人才选拔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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