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刚上小学时适逢“四人帮”被粉碎,印象中只有两本教科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后来《算术》改为《数学》。我那时对写作全无感觉,好像先天不足,缺乏“写作细胞”。
我的一位本家祖父,上过私塾,是江淮中学(现在的蚌埠二中)的毕业生,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曾被划成“四类分子”,长期避居乡间。可能认为我“孺子可教”,对我进行了《千家诗》《论语》《古文观止》及格律诗的启蒙。老先生除了一本被朱笔圈点遍了的《千家诗》外,别无藏书,全凭记忆。我当时只是个孩童,玩心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先生倒是很有耐心,不温不火,不急不躁。
过了几年,我上了初中。几年的命题作文,一如小学一样,得不了高分,倒是在作诗上,入了一位爱好文学老师的法眼,在那位老师创办的校园小报《新芽》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诗的内容早被我丢到爪哇国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祖国因改革开放而呈现出勃勃生机,我也考上了职业中专。语文老师颜值颇高,是一位刚从名牌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的才女。她布置给我们的第一篇作文是写一篇游记。或许是国学基础打得还不错,我的《涂山行》被老师评了95分——全年级最高分,并作为范文在全年级讲解,我成了学校的“名人”。此后,学校举办“五四”征文活动,我又写了一篇,可能是“名人”效应吧,学校将我的文章评为二等奖。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中专毕业后又去学医,在一家省级综合性教学医院急诊内科实习。其间,主治医生安排我记《入(出)院录》、写病史。没过多久,医院申报“三甲”,科主任就找我:“小伙子,准备抽你去帮忙整理病历,没有意见吧?”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医学生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喜事,一时懵了,有点犹豫。主任鼓励我:“大胆干吧,我们不会看错人的!”于是跟着主治医生参加了病历的整理。在整理病历中,对文章的内在逻辑结构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主任又几次推荐我,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在医生的路上走下去。几年后,当主任得知我彻底告别医生这一职业时,“小伙子,没当医生可惜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各类市场如雨后春笋。1994年11月,市工商局为了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招考了一大批市场管理员,我有幸考中被分配到工商所工作。每天管理农贸市场,经常要疏通市场交通,有感而发写了篇散文《潇洒一回当“交警”》,刊登在1995年3月27日的《蚌埠日报》副刊显要位置。所长看到后,鼓励我多写一点宣传报道的稿件。我就试着写了几篇,其中《蚌埠中平工商所为部分个体户摘“红帽子”》刊登在《安徽日报》上。
此后,我的“写作”好像被激活了,一发而不可收。言论《有感于农民“考”干部》上了《蚌埠日报》头版,并获得季度好稿件。通讯员的言论上党报头版,这在当年非常罕见。《伴随烦恼的BP机》《夸张的都市雨》等散文陆续被《蚌埠日报》刊登出来。除了获得当年度《蚌埠日报》优秀通讯员外,还被市委宣传部聘为省以上综合媒体报道员。
随着国家改革发展,我考上了公务员。2001年3月,被调到市局的人事教育科(后来升格为政治处)工作。文件、计划、总结、方案、调研报告等等都要形成文字。电脑为我的写作带来了便捷,博客、微博、论坛、QQ等的注册开通也为我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载体。我的“写作”是与时俱进,成果丰硕:25天之内两篇报道上了《蚌埠日报》头版头条;春联上了《安徽日报》;《赞李玉兰》《祖国赞》等格律诗及春联频频获奖;《浅谈快乐工作法》《中国共产党颂》等先后在《安徽工商》刊登。《孕沙成珠,三抓争先》则上了行业最高等级杂志——《工商行政管理》。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的“写作”激情再度被燃烧:《心灵驿站》《怎一个“情”字了得》《陪儿子“悦”读》《创城:既要以人为本又需动静结合》《中流砥柱,丰碑永驻——读<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有感》《爸爸教我勿贪小》《家有藏书享平生》等相继在国家、省、市媒体发表;调研报告《蚌埠市工商质监食药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被《安徽工商》刊登并被食药法苑微信公众号转载。其中《爸爸教我勿贪小》荣获中宣部《党建》杂志社“我心底的那盏明灯”好家风征文二等奖,《家有藏书享平生》获安徽干部网络学院“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征文优秀奖。
写作已成为我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我爱祖国,所以我爱写作;因为我爱工作,所以我爱写作;因为我感恩生活,所以我爱写作。愿我的“写作”激情永驻!
作者单位: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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