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中心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体量大,更多的是具备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功能,也就是经济增长极 “两个中心”首先得是经济增长极 □李晓东

“中心城市”之所以成之为中心,首先它必须是区域经济中心,纵览市场、概莫能外。区域经济中心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体量大,更多的是具备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功能,也就是经济增长极。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满天星斗不如一轮明月”,经济增长需要火车头,这个火车头一定是域内经济活力最足、创新能力最强、要素成本最贵、交易成本最低、收入结构最优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必然能够率先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推动一座城市成为经济增长极的因素很多,有的依靠资源优势、有的依靠区位优势,但作为经济后发城市,能够快速实现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收敛,归结起来,四个因素尤为重要。

一、工业化

经济增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深化必须要靠工业化的过程来完成人均资本积储。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经济大国。”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强弱。

工业化需要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后发地区实现快速工业化,必须要用好现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按照世界产业发展的雁阵结构,承接产业转移。经济后发地区切忌盲目跟风发展没有产业基础或者与自己要素禀赋不相称的产业,虽然通过有力的财政补贴可以暂时吸引到企业入驻,但是短暂的繁荣之后必然因为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而迅速丧失市场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提出“高级生产要素”的概念,主要是区别于低层次的生产要素,大学和研究机构、专业性基础设施、优秀熟练的技术工人是高级生产要素的主要构成。区域竞争最终的比拼还是要归结到高级生产要素的竞争,只有按照知识曲线不断提升本地产业技能人才的技术体系,按照现有产业比较优势不断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基础设施,利用好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才能形成具有产业竞争力的特定产业集群。

工业化需要持续实现产业梯次升级。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准确的说,应该是工业产出的结构性过剩,大量低质产品出现了高市场占有率的现象,而真正高质量的工业品仍极为短缺。杭州的丝绸很有名,但最贵的丝绸在法国；海宁的皮革很有名,但附加值远低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嵊州市是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但是单条领带的价格远不及欧美。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背后是低效的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率直接导致区域的低均衡收入。现在的投资结构决定了将来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决定了收入结构,供给侧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用意和出发点。因此,必须遵循“微笑曲线”进行现有产业的垂直分工、水平整合,实现产业越分越细、越细越精、越精越强、越强越贵。

工业化需要用好竞争性的产业政策。林毅夫与张维迎教授在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中,提出政府的边界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最有效?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不会扭曲市场机制?学界普遍认同的结论是,能够促进同业竞争的产业政策才是必要的,产业政策只能补贴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绝不能补贴终端产品,特别强调要列出产业补贴的时间表和补贴的梯次强度。否则,补贴落后产能,特别是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本质上就是在保护落后。德国的工业奇迹并不是靠单纯的产业补贴政策,而是靠竞争政策,背后的经济学理是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主要观点是强调国家要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倒逼产业发展。淡马锡投资中国的两大主题,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消费升级。但大部分企业不会主动升级自己的产品,只有靠竞争性的激励政策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倒逼他们进行产品创新。如果市场上涌现出越来越多“苛刻”的消费者,必将加剧企业进行高强度的同业竞争,不断拿出新产品,从而推动产业实现快速升级。

二、城市化

城市化是个学术舶来品,在中国,我们更多的说法是城镇化,这是基于中国城镇发展实际衍生出来的说法,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吴敬琏曾在野三坡经济论坛上说过,“很多地方都在谈城市化,但城市化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大部分人对这类基础性的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美国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罗默指出,城市化的功能就是通过人的高度聚集,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农民进城,它的内核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过程就是集聚人、集聚人才、集聚创新之才、集聚战略之才的过程。

城市化要求“要素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年,涌现出了很多快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超级大城市在地理布局上多是东部沿海地区,似乎体现的是一种区域安排,实际上“开放”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开放程度高的地方,必然是改革深入的地方。所谓开放,其实就是让要素市场更具流通性。过去,工人是一种身份,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改革开发之后才出现“农民工”这种提法。要素市场的开放,将直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据测算,一个普通男性劳动力在城市里创造的效益是他在农村创造效益的4倍,这就是城市化的最直接效应。但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无障碍流通,仍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突破,“开放”红利仍然无远弗届。

城市化要求“功能分区”。城市就是人生产、生活的载体。城市有城市的功能,中心城市也有中心城市的功能。国外优秀的中心城市都能够统筹考虑产业集聚区、人口集中区、综合服务区、生态保护区等,力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鲜明的分区,同时功能上相互促进。否则城市边界越扩越大,盲目铺摊子、上基建,城市区域之间功能重叠,这样的所谓大城市本质上只能算是几个大县城的加总。一些国内外优秀的案例城市,主体的空间形式是16万-40万人口的功能组团,这类功能组团按照新加坡规划师刘太格的说法,就是“星座城市”,然后再通过便利的交通体系进行串联,实现功能上的彼此呼应。

城市化要求“专业集聚”。美国经济学家奥弗莱厄蒂在《城市经济学》中指出,集聚经济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所谓的城市化集聚经济,指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着互相需要、互相促进的不同品类的产业；另一种就是区位化集聚经济,它指的是同一产业的许多企业集聚在一个地方。无论是人的集聚还是企业的集聚,都会形成典型的“集聚效应”——人才的集聚,特别是专业人才的集聚,是创新思想迸发的源泉。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最优创新组织其实就是不大不小的“群”。但城市化要更加强调“专业”的集聚,吴敬琏曾列举过苏州和上海的案例,指出早几年苏州相比上海,留不住专业的人才,原因就是苏州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什么产业都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而上海则不同,“专业”门槛很高,于是同类产业和人才越聚越多,形成良性循环,持续迸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三、低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市场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成本,更取决于交易成本。一个地方的落后,看起来是经济的落后,根子上却是机制的落后,机制的落后将直接推高交易成本,对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经济后发地区在要素成本上通常具备“后发优势”,人便宜、地便宜,但是在交易成本上往往畸高不下,办事难、办事贵。

降低交易成本要首抓反腐。腐败人人恨之入骨,主要是它侵犯公益、蛀蚀风气。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腐败是低交易成本的天敌,因为腐败本质上是悬在企业和个人头上的私人税收系统。有经济学家做过推算,印度的人工成本比我们低得多,可是交易成本之高却是中国的10倍。印度入世比中国早,但是国际的零售业巨头都进不来,现在印度还流行中国上世纪80年代街头的杂货店、小卖部。背后的原因就是印度腐败滋生、官员滥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敲诈勒索等腐败现象一直是印度的痼疾,已侵蚀社会的方方面面。据“透明国际”组织调查显示,印度曾长期占据亚洲最腐败国家的头名。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度反腐,除了下决心从严治党,其附加的经济效应,就是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要加速改革。《改革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历史反复告诫我们,不主动去改革,就会被改革,被改革就会任人宰割。改革就是祛病疗毒,所以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细化管理、制度固化,防范和规避问题。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性的管理越多越细；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地方性的制度越少越粗放。改革还要大刀阔斧,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喂药,即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改革更不是喊口号,说在嘴上的制度是给别人听的,写在纸上的制度是让别人看的,只有落在流程上的制度才是可靠的。

降低交易成本要畅通高效。周其仁曾举例说,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中国学生,问了他们老师一个问题,与日本和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老师叫莱斯特?瑟罗,回答说:“我们能够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变成大公司。”美国之所以能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家小公司变成大公司,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形成了为市场主体高效服务的一套体系。曾有经济学家戏言,美国就是硅谷加华尔街。他想说的其实就是科技创新加资本运营。从一件创新产品的诞生,到市场的短暂试水,再到纳斯达克上市,局限少、估值高、周期短,根本不需要三年的苦等,这就是效率。过去叫软环境建设,现在叫优化营商环境,核心目的其实就一个,不仅要合法,更要高效服务企业。

四、创新文化

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靠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中心城市不断提供增长的能量源,辐射周边。创新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行动纲领,也绝不是喊了两嗓子创新,创新就乖乖来了。以色列作为一个800万人口的小国,战乱频仍,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靠的就是以色列浓厚的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就是要敢发问。创新最忌讳人云亦云、盲听盲从。中国的儒家倡导尊卑有序,所以最忌讳挑战权威,但是历数工业革命、科技创新、企业神话,无不都是在挑战权威上进行的大胆突破。犹太妈妈对于放学归家的孩子第一个问题,并不是问“作业做完了吗?听不听话啊?”而是问他“今天有没有问出一个好问题?”合理的质疑、建设性的批评,都是独立思考的表征,没有倡导独立思考、尊重个性的环境,出不了创新,也出不了大师。当年,西南联大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却培养了数位学术名宿、泰山北斗,原因就是倡导思想开化、学术争鸣的环境。允许发问、允许批评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即使批评得不对,但依然可以启发人,让人清醒。

创新文化就是要能容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化里开始慢慢不接受犯过错的人,也许始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成绩好,就一好百好；成绩差,就百无一用。整个社会试错的成本很高,错了就一棒子打死你,舆论封杀、众口一词,甚至扒拉一筐子莫须有的“罪名”。史玉柱、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如果从一开始创业就没跌过跟头,相信也没有今天的巨人和阿里巴巴。市场需要道德,但不能泛道德化。只有破产的公司,没有倒闭的人才。宏观上,社会更不要害怕企业失败、倒闭。其实企业倒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公司本质上只是一堆契约关系的总成,企业倒闭了,生产要素又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明码标价,进行再交易,在价格机制的支配下,发挥更高的效率。尼采还有句话呢,“那些未曾击败我的,将使我更加强大。”

创新文化尊重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的第四大生产要素。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靠两种方式,一种是套利、一种是创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大部分是通过套利去赚钱的,所谓套利,就是发现市场供需的不均衡,东挪西挪,挣个差价。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套利模式收益趋微,以美国科技型商业人才为代表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产品,再次制造不均衡,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种方式,都是企业家通过自己的眼光和判断,经世运筹,实现价格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达成的。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也是除了坚韧、敏锐、抗压之外,企业家最为高贵的品格。

蚌埠市作为淮河流域和皖北地区中心城市,在全市上下齐抓共建的同时,更应该把握中心城市建设的科学遵循,通过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制度环境、栽植创新文化,才能把中心城市建设得更具品质。

(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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