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本报记者 陈瑶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1999年我拿着安徽财贸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进村时，田间地头干活的乡亲们都撂下锄头跑来看。在他们眼里，这简直就是一份类似‘芝麻开门\’的神奇符咒。”车安贵是蚌埠市一家商业银行的职员，如今已经在蚌埠成家立业的他，生活富足稳定。虽然高考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忆及当初，命运改变带来的冲击和喜悦仍在他的心中回荡。

车安贵的老家在云南昭通市大关县悦乐镇塘房村，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的土坯瓦房零星散落在滇东北苍茫的大山里。车安贵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农民，家里条件不好，两个哥哥早早就外出打工了。因为车安贵从小成绩不错，一直被家人寄予厚望，考大学走出大山成了他当时的唯一目标。

车安贵高中就读县城的大关一中，租住在一个亲戚的房子里，没水没电，只能落脚睡觉。整个高三他像所有的应考生一样苦读，晚上看书到12点，早上6点起床，中午睡5分钟，周六晚上通宵到学校看书，第二天周日上午睡觉，中午洗衣服，下午打篮球，晚上继续自习。大概是心中有梦，这样的生活车安贵并没有觉得苦。

当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的骄傲自不必说，村里人似乎比他们一家还要高兴。“大家都说车家老四考上了大学，咱村里的孩子开始有出息了，村里家家都请我去吃饭，一是庆贺，二是想沾沾喜气。”

上大学的路是艰辛的，连绵几天阴雨后，山路十分难走。车安贵背着父亲给的军用水壶，两个哥哥帮忙拎着行李，三人踩着泥泞的山路到镇上坐车，到了岔河(地名)时，居然遇上泥石流，吓得三人拼命往前跑，虽然最终人安全了，但妈妈给煮的二十多个鸡蛋全被挤碎了，即便这样车安贵也没舍得扔。到了镇上，他还要坐班车到县城，然后再乘车到四川宜宾，再坐火车到成都，从成都转车到蚌埠，从家到学校，整整走了5天，缝在裤子里的五千块学费揉得皱巴巴。本来学费可以从县城的银行直接电汇到学校，可是家里没有人有银行账户，更心疼50块钱的电汇汇费，所以就缝在了裤子里。

2100多公里的距离，让他紧张不安，在从成都开往蚌埠的硬座车厢里的三天两夜，无论是什么姿势，总用一个手紧紧捂着裤腰上的钱，连睡觉都睁着半只眼。饿了，就吃挤碎的水煮蛋，渴了，就喝军用水壶里的白开水。

大学毕业后，车安贵留在了蚌埠，进入了银行工作，2009年他凑够了首付款买了一套二手房，当年10月他就把母亲接到蚌埠，想让老人家享享福。看到儿子曾经的学校和工作单位15层的高楼，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上班条件这么好，要好好工作，不要出差错，要对得起人家给你的工资。”车安贵说，母亲虽然一辈子种地，没读过书，但是讲的话都在理，“我没向老人家许下过什么承诺，但我想，更加努力工作，就是最好的承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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