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就读于蚌埠铁三小。
打小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因为我行我素惯了,在老师的眼里也是个不待见的孩子。为了方便监督管理,老师总是把好动的我安排在前排,在她的眼皮底下。记得一次语文课上,我不知怎么的又用削笔刀把左手划破了好长的一道口子,吓得同桌女孩不顾我的再三请求,当即报告了老师。可能是平常闯的祸太多了,那老师看了看我一双血淋淋的手,皱着眉头,一脸嫌弃的递过来两毛钱,让同桌赶紧陪着我去宏业村小诊所去包扎。
清洗包扎出了诊所,我们看着手里那剩下的一毛大票,立刻跑到隔壁的小卖部买回了九块水果糖。商量好老师三块,我三块,她三块后高高兴兴地跑回了学校,可当老师看到我们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三块水果糖时,怒气冲冲,连珠炮般地发问:“谁买的?哪来的钱?谁的主意?”我的同桌吓得拽着衣角,不发一言。我说:“包手后剩下的一毛钱,我去买的!”老师用那双冰冷的眼睛瞪着我许久,最后从那薄薄的嘴唇里挤出一句话:“下午,给你家长叫来!”
中午的饭桌上,我给姥姥说了这事,可我那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姥姥认为这算什么屁大的事,她在围裙上擦擦油手,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递给我说:“下午还给老师,再好好认个错,这都叫啥事也让我跑一趟!”
可她老人家哪里能想到啊,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每天早读前,我都要站在黑板前接受同学们的 “批评 、教育 、帮助”。每天他们都千篇一律的重复着老师的那些话:这不是两毛钱的问题……这是你思想道德的问题……这是你家长认识不够的问题……这是你成长环境的问题……而站在旁边的老师呢,则不失时机地给那些“火力最猛”的同学一些赞许和鼓励。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十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觉得进了学校就发抖,进了教室更害怕,走进校门就像羔羊掉进了老虎的血盆大口。至于课堂上学了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每天早晨我都要跟姥姥和姥爷重复着同样的话: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了!!!可是他们却说哪有老师批评几句就不想上学的道理?……就这样坚持到半个月后,终于病倒了,模糊中,看到姥姥把病假条交给来找我上学的小伙伴时,高烧中的我竟然有种飘入仙境的幸福感觉。
这段少年时期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重重的阴影,就像左手上的伤痕一样,永远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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