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婚恋

著名诗人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闻的母亲和夫人高真的母亲是堂姐妹。闻九岁，高五岁，由他们的五舅做媒人，定下了这门“娃娃亲”。提起这桩婚姻，与我们安徽多少有些“姻缘”。其时，高真的父亲高承烈，曾任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

闻一多向往自由恋爱，对包办婚姻竭力反对。他出国留学前夕，父亲担心儿子出洋后变心，执意在行前为他完婚。闻一多虽答应了婚事，但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新房。父母作了妥协。结婚当日，闻一多一早便钻进书房看书，不理发，不洗澡换衣服，也不招待客人。当迎亲的花轿进门，新人下轿后，家人又气又急地把他从书房里找出来。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异常冷淡。每天埋首书房，写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不久回到清华，闭口不提自己的婚事，只是拼命作诗。他在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称家庭为“黑窟”，“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并说：“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他表示，结婚是为父母作的“一大牺牲”。

1926年，高真带着长女闻立瑛到了北平，与闻一多一起生活。她承担家务之余，跟丈夫学文化，一起读读唐诗，一起与女儿“逗逗乐”，生活自有一番乐趣。二人感情有了转机，并渐入佳境。卢沟桥事变后，高真回家探亲，一家人分居两地。闻一多焦急万分，在接连给妻子的信中，倾吐对妻子的思念：“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亲爱的妻。”“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闻一多到西南联大后，知道高真带着孩子辗转安全地从武汉到达昆明后，他在一封信中说：“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的苦，我就心痛。”“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

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书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八口之家半个月的生活。迫不得已，他只能操起雕刀镌刻印章出售，贴补家用。夫人高真刨地种菜，与丈夫共同撑持家庭。闻一多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步行。每周一般进城到学校授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每到丈夫回来那天，高真便早早收拾好屋子，准备好饭菜，与孩子们一起到村边等候丈夫。日子久了，附近邻居一听见高真喊孩子，就学着她的声音接着喊道：“接爸爸去啊！”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改抽卷烟和旱烟，而旱烟烟性太烈，呛嗓子，每次闻一多一抽便咳个不停。高真亲手买来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稍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1944年，闻一多“拍案而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由闻一多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家中更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腿跑。高真不仅为闻一多的安危夜日焦虑，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她就主动为他分担，挨家挨户征集。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宪兵暗杀于昆明街头，前去迎接父亲的长子闻立鹤因保护父亲而受伤。高真恸哭不已。

儿女是爱情的“结晶”，也是闻一多、高真夫妇婚恋的“纽带”。抗战八年，同患难，共艰危，相濡以沫，让闻一多、高真伉俪的爱情酿成“醇醪”，愈久弥香。我们高兴地看到，这对原本父母“包办”的婚姻，终于“修炼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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