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大坝”

1958年9月8日，我跟30多个工友一起来到太湖，来的当天就进驻在现在水电站西边小山坡上的工棚里，工棚当时还没有完全完工，只盖好了支架，好在气温比较高，我们把背包一扔就上工地去了。 

我们这个小组是负责起重和大型机械设备的。一开始是修建简易大桥，简易大桥的修建是为修建大坝往来运输各种物料的，设计有9座简易大桥，其中8号桥一直没有建成，其余8座桥的位置分别是：1号桥在现在的长河二桥的位置，2号桥在烈士陵园背后，3号桥在当时的新湾小队附近…… 

当时修建大坝那叫一个轰轰烈烈，大坝上下方圆十几里都是人山人海。主要的有四道风景线，首先是大坝所在的位置一直是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其次就是我们负责的小机车吱呀不停，走到一处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另外就是连续不断拉粘土的独轮车和到处可见的一溜子一溜子工棚。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喊的口号是：“一年竣工，发电向国庆(1959年)献礼！”最高峰各路人员加起来估计有3、4万，最远的粘土采取点在赤土岭，从赤土岭到大坝绵延上十公里，独轮车一辆接着一辆，因为独轮车运力有限，后来从外地调来了两辆小机车，修建了专门的轨道，从现在的新城运送黄土到大坝。1959年上半年，副省长兼基建部长张祚荫来工地视察，指出工程进度太慢，要求我们就地取材多“制造”几辆小机车，我们大伙就开动脑筋，前面搞柴油车带头，后面用木板“组装”车皮，也弄了几辆像模像样的“土机车”，工程进度还确实加快了不少。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休息，也没有加班补工资的想法，按照时髦的说法就是：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经常是听到广播就去上班，没有日夜之分，不过半夜有工作餐，但基本上是累得吃不下。1959年国庆节前夕，我们刚刚开完生活会就接到报告说3号桥上的小机车脱轨了，一行七八个人从夜里8点一直忙碌到10点多，刚回到工棚又说王家塘的碎石机坏啦，我们又赶到王家塘，修理了2个多小时，直到凌晨1点钟左右，回家睡了1个小时就接到“余家湾小机车趴车”的报告，披衣而起，到早晨6点左右才修好。这一夜，我们忙得筋疲力尽，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的开两个会，一个会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开碰头会，碰头会基本在工地开，总结当天的工作，布置下部的工作任务；一个会是晚上晚饭后的生活会，生活会是在工棚里，大家坐在通铺上，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候，同志们之间都十分单纯，都认为严厉的批评是帮助别人进步，不像现在这样，大家在会上都是好话说尽，涉及问题避重就轻。互相之间也十分信任，虽然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什么东西都放在床底下，但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物品丢失的现象。 

1959年，大部队接到命令一下子走了许多，剩下大约万把人，包括我们这些技术工千把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修建大坝，把大坝管理好，但人少力量小，后来上级又陆陆续续调来不少民工团，大坝也就逐渐有了一个模样。 

我们这一代人算是把根扎在太湖了。我今年79岁，在太湖度过了54年，我来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还没出生，1958年元旦的时候，她妈妈才把只有40多天的她带到了太湖，到太湖后我们一家人就住在一张床上。后来，工人们的家属来的多了，我们就把工棚稍微隔断一下，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的棚子里要住四家人，十分艰苦。但是想起当时那种热火朝天干革命的情景，我们又觉得豪气十足，我们就是工人老大哥！ 

可以这么说，我们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在大坝上了，大坝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心血。现在党和政府大力开发“花亭湖”旅游，我们老同志都十分高兴，这让我们这代人的成绩更加发扬光大了。 

(刘凤严口述  曹传林整理)

(刘凤严：蚌埠固镇人，1933年10月出生，现退休于花凉亭水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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