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民师 宋士林

“民师”,即“民办教师”,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称呼,是当时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七一年,我二十一岁。三月份,经大队、公社推荐,上报县教育局批准,我当上了正式的初中民办教师。我所任教的学校是庙东小学附设的戴帽初中。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都是原来大庙上的正殿和廊坊改建的。小学和初中加在一起只有八名教师,其中三个公办教师,四个民办教师,一个临时代课教师。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没有一张木课桌,老师办公办仅有几张旧桌子。学生的“课桌”全是用土坯砌成土墩,上面支起泡桐树板子作为桌面。学校作为信号的“钟”是从“东方红”链轨机上拆下的旧钢轨零件,不过敲起来声音挺清脆的。

当时民师的工资是国家每月发十二元,村子里另外再记一个劳动力工分。由于我所在的学校属另一个大队,工分不好记,就在每年午秋两季从几个生产队里摞些粮食来补给。小麦、高粱、绿豆都有。杂七杂八加起来,比一个公办教师的收入也少不了多少,况且家里还有一点自留地,平时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还能另外挣点工分。

我家离学校有两公里多,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上下班全靠步行。遇到下雨天只有赤着脚趟烂泥了。早上从家里带上两块馍,中午在住校的公办老师的锅上馏一下,喝点开水解决午饭问题。上班没有手表掌握时间,就依自家窗户射进来的光线画上一道一道的记号。所画的道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土制的“挂钟”全由自己来掌控。

一九八零年暑假开学,我被抽调到仁和乡联办中学。没有想到在这所偏僻的农村中学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

仁和乡联办中学的前身是仁和戴帽中学,后来由乡党委、政府出面、牵头,由所辖的六个村联合办起的这一所学校。那个年代,别说本科生,就连师范生都是凤毛麟角,各个都是“香饽饽”,学校每年很少能分到师范生,因此,民办教师的人数占到全校老师的三分之二。这样一来,民办教师各个都是顶梁柱,人人都是多面手,几乎每人都兼任多门学科。

一九八五年,既是我教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作为一名民办教师,被评上了县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出席了“怀远县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教师节当天上午七点钟,怀远老西门到荆山电影院这长达两公里的禹王路两旁,彩旗飘飘,锣鼓喧天,花团锦簇。花鼓灯队、腰鼓队、秧歌队分列在大街两旁夹道欢迎。少先队员身着鲜艳的统一服装,手持鲜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一辆接一辆的大巴车满载着来自各中小学的先进代表,每一辆车的车前方都系着大红花,缓缓地驶向会场——荆山电影院。我坐在车上,作为全国第一个教师节的先进代表,作为一名民办教师,跟公办教师一样受到社会的尊重,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骄傲与自豪,泪水不觉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参加了怀远县民师转正考试。全县只有四个指标,我以169分的优异成绩入选。当我的名字在县八大局门口公示以后,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一九九三年春,县人事局下文正式转公办教师。同年秋,大女儿也考上了怀远师范学校,可谓双喜临门。

从二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到转为公办教师,作为教师一路走来,我从没有后悔过,抱怨过,我始终热爱着教育事业,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开站了四十年的讲台已十年了,但古稀之年的我仍笔耕不辍,期冀在夕阳路上再留余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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