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的水文化历史初探

郝红暖

【编者按】

为响应安徽省实施皖北振兴战略、规划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最近将“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汇聚院内外专家开展研究。我们约请省社科院历史所学者撰写了专题文章，展示部分阶段性成果。

水文化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人们在与水有关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所创造各种物质、精神、制度与行为的总和。这里以皖北地区为例，对淮河流域各历史时期的水文化作一探讨。

一、水利文化是淮河流域水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各类水利工程是物质层面的水利文化。“多陂塘以溉稻”，蓄水灌溉的陂塘是历史早期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主要特色。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陂塘以灌溉，两汉时期大规模修建陂塘，将天然陂池修堤作堰，开设闸门，成为人工陂池用以溉田。今阜南县境内因多建陂塘，时陂与波通用，故新增设富波县。淮北平原无数陂塘星罗棋布，据《水经注》所载，汉魏时期，淮河南北的陂塘总数近百处，淮北达90余处。至明代淮河沿岸的寿州、合肥等地的陂塘数量达到空前。南宋以后，黄河夺淮入海，淮北平原地区成为黄泛区，地貌状况发生严重变化，原有的陂塘也多被泥沙淤积。 “田平用塘、陂，高用堰、坝、垱，低用圩”，淮河流域开始就地随形兴建水利设施，沟洫取代陂塘成为淮北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形式。地方志中多有沟洫之设，即是记录这部分内容，如嘉靖年间，蒙城县有沟22条，颍州及其所属颍上、太和两县亦有31条沟。清代开挖和疏浚沟渠和水道的情形仍占多数，乾隆年间蒙城县开大小沟洫数百条、阜阳、颍上、霍邱、太和等处挑浚沟渠70余道，宿州、灵璧疏浚、挑挖境内濉河等河道。芍陂（今安丰塘）是与都江堰齐名的水利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陂塘的最典型代表，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盛时期可“灌田万顷”。芍陂的兴衰、施工技术、维护和管理等方面也是淮河水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水利工程管理属于制度层面的水文化。西汉时期专门在九江郡设 “陂官”“湖官”，管理芍陂等陂塘及其灌溉工程的事务。东汉设都水官，安丰塘遗址出土的一柄铁椎上有 “都水官”铭文。西晋时期建立芍陂的岁修制度，“年用数万人”，刘颂任淮南相，采用修治与用水受益相结合的管理措施，调动了修缮的积极性。以后历代皆根据具体情况对芍陂进行管理，清末一些地方性条规相继出台，民国二十年（1931）由塘民大会审议通过《寿县芍陂塘水利规约》正式出台并呈请官府备案，为芍陂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治水思想是精神层面的水文化。水之性有利害，淮河流域的水患自大禹治水的传说开始，一直是困扰这一地区的首要问题。大禹“导淮入海”，用疏导之法治理水患，此后各代治理淮患的名人和思想各有代表。元代贾鲁治河，明代杨奎一用分黄导淮法，清代靳辅黄、淮、运整体、综合治理，李鸿章设导淮局，张骞、柏文蔚等均对淮河问题有过对策和方案。

运河文化是淮河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使淮河流域成为我国较早开通运河的地区。战国魏惠王时开鸿沟，自今河南原阳至淮阳，沟通了淮河的多条支流，使济、汝、淮、泗成为通渠，“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鸿沟只是一些水道的总称，其中包括汉代汴渠的前身蒗荡渠。汉代有汴渠，是开封到徐州的河道，也就是后来的汴泗道。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开通济渠，并成为沟通南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河流域也因之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是京杭运河治理和保护最艰难的航段。这里留下的运河遗迹、沉船、文物、民间传说、地方民俗、运河诗文等内容非常丰富。

二、水文化景观是淮河水文化不可忽略的内容

水文化景观是指一定的水景与具体的人、事等要素产生互动而具有了文化价值，并以园林、公园等为主要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为流域生态、经济、人文互动的结晶之一。淮河流域的水文化景观在宋代表现最为突出，著名的有寿州西园、颍州西湖和灵璧兰皋园等。

寿州西园在下蔡县城西（今凤台县），北宋时王子野依淮河而建，“州人骇观，叹美一辞”，俨然现代的城市公园。颍州西湖早在唐代已成为宴游之所，建筑和景观也开始有一定规模，故有“西湖清宴，兰堂桂楫”之句。北宋时西湖大盛，与杭州西湖并称，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在此的风流韵事，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遐思。现在的颍州西湖仍是一个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集生态湿地旅游、休闲度假、会议餐饮为主题的综合型旅游休闲度假区。灵璧兰皋园，又名张园，是北宋著名的私家园林，位于汴河之阳，欧阳修、张参、苏轼、蒋子奇、吴师礼、李之仪等都曾游过此园，他们或作记序，或题诗咏，或泼墨挥撒，给这一水景园林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隋堤烟柳、汴水晴波等都是以隋唐汴河为依托的水文化景观。隋唐运河千里长堤，夹岸植柳，船行如梭。故白居易有诗描写隋堤烟柳 “大业年间炀天子，种柳成行傍流水，大业末年春二月，柳色如烟絮如雪”（《隋堤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自然风光、建筑和民生，可谓汴河水文化景观的集中体现。

渡口、桥梁等往往也是这些水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沣河渡是霍邱城西的沣河桥渡口，两岸人烟稀少，渡口虽有小船，但无专人摆渡，固有“野渡”之称，并成为霍邱八景之一。东津渡为淝水入淮要津，在寿县东门外，当时颇有清明上河景象，“东津晓月”为“寿阳八景”之一。长台古渡，古称“长台渡”，是明清时代重要的淮河渡口，成为信阳八景之一。

传统诗词歌赋中也有丰富的淮河水文化内容，描绘的多与水文化景观有关。 《诗经·小雅·鼓钟》中即有“淮水汤汤”，“淮水湝湝”，“淮有三洲”的诗句。北宋的徐积《淮之水示门人马存》描写淮河之美。赵崇嶓《淮河水》“秋风淮水白苍茫，中有英雄泪几行。流到海门流不去，会随潮汐过钱塘”。苏轼 “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也有多首描写淮河的诗作。南宋杨万里更是有许多的咏淮诗，最有代表性的如《初入淮河》。

三、民俗中的水文化是淮河水文化活的灵魂

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发，水神信仰较为突出，其一是淮河神，即淮渎。今淮河的源头桐柏县有淮渎庙，最早设于西汉宣帝时期。历代对淮渎庙多有修缮，并形成非常大的规模，是淮河水神信仰的重要见证。淮河流域驱旱止雨多祈祷龙王，龙王信仰更为普及。清代淮河中上游地区普遍设置龙王庙，基本每个州县都有一座，甚至有两座者，更有甚者盱眙县和亳州龙王庙各有6座。由颍上地方名人张路斯化龙的传说而演变来的张龙王是淮北地区龙王信仰的较早原型，后世龙王信仰中人变龙，龙生九子的题材多从张路斯传说衍生而来。北宋时期张路斯被封为“昭灵侯”，并由地方信仰上升至国家层面，但张龙王信仰的影响范围有限，明清时期仅在颍州及周围的地区有张龙王庙。皖北各地信奉的是各色龙王神祗，个别龙王也得到国家的敕封，如凤台县境有“顺济龙王”庙。此外，一些局部性水神也在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出现，淮河流域各地的民俗活动如端午龙舟竞渡、龙舞、跑旱船等也多与水神崇拜有关。

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和遗迹也是淮河水文化的重要延伸。如淮河流域留下许多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文化，禹擒水妖巫支祁的神话，开通荆、涂而山，娶女涂氏，禹会涂山等。战国时期江淮地区形成辛、壬、癸、甲日嫁娶之俗也与大禹有关。今怀远县境内旧有禹帝庙，自南宋开始官方大规模祭祀大禹的活动以来，禹帝庙会也发展为淮河流域史料记载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能传承民族精神和民俗文化的盛会。

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 “淮风”或“五花艺术”（即凤阳花鼓、长淮花鼓、中都花鼓、怀远花鼓、城西花棍）是灾荒之年淮河人奔走四方而作的乞讨之歌，本质上是苦难艺术、乞丐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是淮河流域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淮河流域水文化的另一重要延伸。南宋以后，淮河流域逐渐成为“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重灾区，造成很多农民背井离乡，“身背花鼓走四方”，凤阳花鼓也因之闻名全国。花鼓词中有很多描写淮河水灾的内容，也有直接描写淮河的内容。包括花鼓灯在内的大量淮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水文化精神也是淮河水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淮河流域的自然水环境是水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水文化研究要与区域水环境的变迁相结合，尤其注意黄河夺淮所引起的淮河流域水系变迁和水环境的巨大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淮河流域的水文化最终是由其区域自然与人文环境决定的，并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淮河文化的根源是一种水文化，水的柔和性、包容性和流动性，决定了兼容并蓄和动态多变的淮河文化。文化概念的广泛性，又决定了淮河流域水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多样性，丰富多样的文化无非包括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三种类型，其中民俗、民风、社会生活、诗文、传说、民间艺术等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水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两种类型的结合。地方民俗中的水文化研究和整理，是淮河流域水文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也是未来淮河流域水文化研究中需要加强研究力度的部分。尤其要注意挖掘咏淮诗文、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化遗产中的所蕴含的水文化，丰富淮河水文化研究的形式和内容。淮河流域水文研究中要注意水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差异性，注意区域整体性和内部差异性，注意区域文化与水文化的关系，注意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水文化研究在当代最能发挥作用者要属水文化景观的规划和设计等方面，注意增加景观的文化的内涵，使水与文化更好的融合，设计出更有文化价值和影响的水文化景观。

（题图：淮河怀远段一瞥。叶胜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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