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会宁汉岔一个小山沟里。村子不大,住着30户人家。山就像鱼骨一样,一条条余脉延伸至沟底。我家就住在一条余脉向阳的小山湾里,宅子建在快到落尾的地方,坐北向南。屋后有个小山包,村里人把它叫咀巴子。
老屋始建于1963年,是父亲19岁时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我记事时,老屋只是三眼土窑洞。那个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紧巴,到我十多岁时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酸菜面团、谷糠榆钱、红薯干、萝卜丝……能填饱肚子就算是不错了。喝的是集流在水窖或是涝池里的雨水,由于十年九旱,雨水很金贵。一件衣服哥哥穿完妹妹穿、妹妹穿完弟弟穿,摞着三四层补丁。男人、小孩夏天都光着脚丫子,冬天也很少穿袜子。走远路就骑驴、骑马,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自行车,更没见过汽车。
村里的孩子都是土生土长,住的是土窑,睡的是土炕,玩的是泥巴,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葫芦娃,属于我们的只有脚底下随便就能抓一把的泥土。然而少年不知愁滋味,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喂猪、放羊、铲柴,三三两两聚到一起踢毽子、跳方儿、抓五子、掏鸟窝、玩老虎抓鸡,从不知道世上还有“痛苦”二字。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父亲牵着手怯生生地来到学校,一位女老师把我领进教室,安排坐在一条用纸浆做成的凳子上。脑袋还是懵懵的,就被灌输进一个个数字,一个个拼音我已是一个学生了!于是,每天清晨,母亲唤醒睡梦中的我,往书包里塞上半个豌豆面酸菜团,催我去上学。我睡眼朦胧地走出家门,身后便响起母亲站在咀巴子上的一长串叮咛:“听老师的话,不要贪玩,不要和同学打架,放学了就赶快回家……”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母亲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咀巴子上,早上目送我上学,傍晚盼着我归来,叮咛的话也经久不变。
那个年月,家家户户都在庄前屋后栽树,大多是杨树和榆树,为的是树长大了当椽檩建房子。父亲还从舅舅家挖来三棵杏树栽在大门口的南墙边,想让孩子们吃上杏子。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棵棵杨树长大了,父亲就张罗着盖房子。没钱买砖,垒墙就用结实的土块,乡里人叫“基子”,就是把湿土装进木制的模具“基圈子”里,然后夯实成方方正正的“基子”。父亲在咀巴子上挖好了一堆土,在土堆中间挖个坑,再从窖里挑来水倒在坑里,泡上一上午,干土就变成了湿土。打“基子”可是个技术活,需要“三锨九础子,二十四个脚底子”,就是在“基圈子”里装上三铁锨土,再踩上二十四脚,最后用础子(用石头做成的夯具)夯实,一块“基子”才算成了。“基子”风干后就可以用来砌墙了,一间房子的墙大概需要三五千块“基子”。砌墙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都会来义务帮工,民风淳朴的山村没人计较工钱。把墙砌起来,就开始上梁、挂椽、压盖,房梁缠上一条红布带,三四个人一吆喝就被架上了墙。房梁、椽子都用自家栽的杨树,农村人就图个简单实用。
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农村读的,上课之余,经常背着背篼积肥、去生产队收割粮食,也去农业学大寨修梯田的生产现场慰问演出。高中毕业,好不容易拿到了老师送到咀巴子上的录取通知书,可打开一看是个中专,心里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老师和村里人都说,不管咋样,毕业了就会有一口公家的饭吃。去吧,这是咱们庄稼人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啊!知足的父母客气地接受着众人羡慕的眼神和夸赞的语言,满心地喜悦跃上眉梢。昏暗的煤油灯下,父母盘算着如何打发我去省城读书,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心里纠结……
到了开学的日子,我装上妈妈特意准备防晕车的四个煮鸡蛋,换上邻居赵裁缝缝制的略显宽大的灰色中山装,穿上母亲赶做的千层底布鞋,背起书包、提上行李走出了家门。
咀巴子上已经聚了好多人,都是村子里为我送行的叔叔、婶婶,父母送我到咀巴子上,没有过多地唠叨,一句“到学校了给家里写封信”还没说完,眼眶里已是噙满了泪水。叔叔、婶婶们爱怜的目光在我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扫过,眼神里诉说着关心与疼爱。我向乡邻、亲戚们匆匆道别,再看看二位老人,转身就走,倔犟地连一次头也没回。
生活一下子突然从绷紧了弦的农村高中转到相对松散、单调的省城中专,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高高的楼房,宽阔的街道,拥挤的行人,敞亮的店面,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时竟然会分不清东西南北!山里娃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格外扎眼,加上一口的方言,显得既土气,又寒颤,心生自卑在所难免。于是我每天除了上课,就只能把自己埋在图书馆不显眼的旮旯里。贫寒的家境决定了我不能乱花一分钱,全部的支出必须严格控制在每月17元助学金的标准之内,在校的一日三餐不是洋芋丝、便是“老三片”,一碗五毛钱的牛肉面与我无缘。即使这样,我也是很知足了。因为这比家里的生活标准高多了,我至少每天可以吃上白面馒头,以及在农村从未见过的玉米发糕。
回家几乎成了一种奢望。由于学习任务紧,加之没有路费盘缠,每年也只能是寒暑假各回一趟,脑海里时常浮现着父母在咀巴子上等待我归来的身影;而每每快到放假的时候,我则迫不及待地想踏上回家的路。毕业的时候,想起父母倚门望归的身影,心里有些酸楚,父母在,不远游,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子女在身边?
于是我来到了家乡的小县城工作,三年后携妻带女调往平川区谋生。虽然我拿着工资,母亲还是给我纳千层底、做布鞋,从未间断。为避免老人牵挂,每逢节假日我总会带着家人去老家看看;而母亲总会坐在咀巴子上远远地瞅着等我回来。母亲的眼睛很尖,老远一眼就能认出我,而且从来没有错过。母亲说:你是谁养大的,怎么可能会认错呢!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父亲也已去了那遥远的地方。每回老家,总会有许多小朋友围拢过来问,你是谁?我只能笑而不答,给他们使一个鬼脸。国家富强了,小山村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变,但在我心灵深处永远不变的,却是老屋后咀巴子上那道亮丽的风景……
□柴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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