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岁月　永恒的印记——记红西路军战士牟得民和他的战友

景泰红西路研究会李树江会长委托我为流落景泰的23名红军战士写小传,可拿到红军战士牟得民的文字资料不到一百字:四方面军9军战士,生年不详,四川人。1936年11月,在景泰境内的大拉牌战斗中负伤,留在福禄水养伤时被当地好心人相救。

仅此而已。

他是来到景泰千千万万红西路军将士的一员,这里还留下许多不知名的英烈忠骨。在走访过程中,我被他们的艰辛经历所震撼,同时也被景泰人民对红军做出的无私奉献所感动。我认为,对于景泰这块土地,没有比80年前红军的百折不挠、英勇顽强更值得传承和发扬的精神,没有比红军更值得敬仰和歌颂的人。他们许多可歌可泣的记忆碎片,被时光掩埋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等待我们去弥合、恢复。若不及时抢救,那些感人的事迹将会销声匿迹,那些无名英烈的丰功伟绩就会烟消云散。他们曾是一群甘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30年代的景泰县,人口稀少,地瘠民贫。马步青军队驻守河防后,阶级压迫更为残酷。苛捐、差役不断增加,马家队伍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红军的到来,让人民看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红军有铁的纪律,对百姓关心、爱护,秋毫无犯。相形之下,人们由怕红军、躲红军,到重新认识、欢迎、帮助红军。红军除紧张的行军打仗外,还写标语、演节目、搞讲演、访贫苦……采用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他们很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惩治土豪,救济贫困,老百姓视他们为亲人,一些乡亲不顾安危,纷纷支援红军。他们给两万余人的大军提供近半月的给养、作战用品；救护红军伤病员、掩护红军失散人员等,做出了应有贡献,留下许多感人事迹。

赵家水、福禄水、锁罕堡、黄草渠、席滩等地的群众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办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胸前佩戴红布做成的身份证,来往于军民之间。福禄水等村的群众给红军送了大量羊只,仅彭长龄一家就提供羊700多只。许多村庄的群众,向红军提供饭锅、水缸、柴火、煤炭,让红军用来煮肉、做饭；还提供大量的木箱木柜,让红军装上沙土,作掩体；提供木椽、绳索,让红军绑扎攻城的云梯；提供门扇、木板,让红军抬伤员。红军每次行军打仗,都有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路。据调查统计,全县有19个村子的70多名群众给红军当过向导。

走进当年牟得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大安乡福禄水村,从那些上年纪的老人们只言片语的回忆中,一点点拼凑出一个红军战士鲜活的形象。个头很高,身体壮实,老实巴交,吃苦耐劳,少言寡语……这里曾是红九军指挥部所在地。人们都知道当年村民夏奶奶救红军的事,但没人知道这位红军战士生年、籍贯等详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见证者已寥寥无几,让人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感。为了解更翔实的信息,在不同的地方,我先后找到当年救牟得民的夏奶奶的两个孙女,77岁的夏兰芳和72岁的夏兰英,不曾有收获。尔后几经周折寻找到迁移到九支村的王兴东老人,据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忆,红军到福禄水时他六七岁,只记得山那边天天打仗,但驻在福禄水的红军,没因战火影响部队有序的工作。村里鼓响锣鸣的演出伴着山那边枪炮轰鸣,红军看戏的、吃饭的、开展群众工作的,各干其事。接到战斗命令的战士,正在吃饭的放下饭碗,奔赴前线。

红9军撤离福禄水时,将100多名重伤员留在村内的“子孙宫”里。据村民王兴东老人回忆:当时“子孙宫”大殿和两边的八间厢房里摆满了伤员。部队离开时,给当地王姓联保主任留下一些银圆和烟土,委托他负责救助照顾这些伤员。没想到部队一离开,他拿了这些钱财跑到兰州去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执行了枪决)留在“子孙宫”的伤员由当地部分群众自发地送水送饭。那些伤员饥寒交迫,疼痛难当。群众深表同情,余兴儒、王万俊、王万钟及其母亲等许多村民,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护理他们,天天送汤喂饭,并用本地土方“接骨草”治疗伤口。这些伤员中除少数伤愈归队或回原籍外,其余八十多人先后在饥寒中牺牲或死在尾随而来的马匪的刀枪下。有个别转移到村民家的伤员,也被马匪搜查队抓走,去向不明。也有群众成功救助的战士。王炳、闰庭英分别在村南小煤窑和鸡爪埫藏匿了一名红军,伤好后将其偷偷送走；村里有位人称夏姑奶奶的老人,收留了牟姓红军伤员,并认他作了干儿子,十多年像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位红军战士就是牟得民,“子孙宫”伤员之一。他在大拉牌战斗中,身体多处受伤,右脚中弹不能行走。因饥饿、寒冷难耐,牟得民从“子孙宫”大庙里爬出来,在街边乞讨,幸运地被村里的夏奶奶冒险相救。这位好心的农家妇女是从天祝条子沟逃荒来到福禄水的。当她看到路边的牟得民,顿生悲悯之情。她不顾自己的安危,将这名生命垂危的战士救到自己家中,白天藏在装粮食的仓子中,晚上搬到炕头上,用土方草药为他疗伤,用炒面、面汤一口一口喂活了他。当时看上去有三十岁的牟得民,死里逃生后,没再离开福禄水村,他留在夏家,和夏奶奶的儿子夏生财一起打工、种地,帮夏生财养活一家老小。他为人忠厚老实,做事踏实勤恳,特别能吃苦。

1947年,牟得民因病突然去世。因他一直没有成家,死后夏家为他做了棺材,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安葬。70年代,当地驻军5395部队将牟得民骸骨起走,葬于一条山革命公墓。

当年王兴东家住在“子孙宫”前,每天鸡叫,他就和母亲陈桂英起身用大口锅煮莜麦粥,用桶抬到“子孙宫”里给伤员吃。许多伤员动不了,便忍不住催促,他和母亲耐心地安慰:“不要急,每个人都有份。”然后他们每隔三五人中间煨一小堆牛粪火给他们取暖。“这些伤员中有缺胳膊少腿的,少鼻子没耳朵的,还有一个没下巴的,下巴处裹了几层布,不能说话,也不能吃喝,喂东西很困难,有几位老奶奶端来米汤,用小勺一点一点地往下灌。”老人说到此处抹起泪来……这些朴实无华的乡亲,为减轻伤员的痛苦,全力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王兴东家当时为救这些红军伤员,从别村赊了一架子车莜麦,后用他家的三只羊抵了债。

在了解牟得民的情况时,又意外得知,这个乡曾经还有一位被当地群众救下来的四川籍红军战士,他叫韩金山。受伤后散落在井沟口,被青羊塘村民相救,藏在山中的土窑里。伤好后被偷偷送到灰圈的亲戚家,后韩金山在灰圈定居,娶当地冯氏为妻,生有一子。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揭发那位村民为得到一杆枪,杀害了一名红军,此人被抓进牢里。为了不使救命恩人蒙受不白之冤,韩金山的儿子前往作证,后经调查落实后被释放,韩金山夫妇离世较早,其子去了四川。

对红军伤病员,许多群众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进行救护；对阵亡的红军烈士,群众不忍心让他们抛尸荒野,人抬车拉,进行掩埋。大拉牌群众将11处烈士遗体集中埋葬在八大窑、马家滩和墩坡子。

“子孙宫”里牺牲的战士遗体,被乡亲们掩埋在村北一处废弃的砖瓦窑中,称为“红军坟”。1971年12月13日,兰字734部队拉练到此地,与当地驻军5395部队及福禄水大队革委会共同新修了“红军坟”,立碑更名“红军墓”。1999年10月1日,大安乡党委、政府为告慰先烈,激励后辈,将“红军墓”列为全乡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拨专款再修“红军墓”,并立碑以志。

碑上刻有:“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当年成百上千的红军将士牺牲在大拉牌、一条山等地的荒原戈壁之上,成为共和国这座丰碑的奠基石。正是无数这样的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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