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乡千里支教路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5年广西情

本报记者 周仕兴 本报通讯员 周仕敏 文/图

上海——百色。

相隔千里，却紧紧连在一起。

小学生——研究生。

相差十几年，却因梦想紧紧牵在一起。

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参与了团中央组织实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随后，该校专门成立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如今，支教团已走过了7年，在广西的支教就有5年。7年来，37名支教者累计服务时间超过10万小时，服务对象超过3000人次，一批又一批研究生接过支教的“接力棒”，源源不断地给山区的孩子送去知识，送去温暖。

1 触动·行动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大二学生孙雅艳，看到了在田阳县支教的校友巩玉新发起爱心募捐和一对一帮困助学倡议书。

这封信，使孙雅艳深受触动，并圆了她到田阳县的“支教梦”，也打通了上海师大到田阳县的支教路。

了解到田阳县基础教育仍比较滞后，英语、音乐、体育教师都缺乏等情况后，上海师大向团中央请示协商把田阳县定为该校研究生支教团支教地。

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第3届研究生支教地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转到了广西百色市田阳县。

之后，一批又一批支教团走进革命老区，与老区孩子们延续了5年的深厚情谊。

2012年，第六届研究生支教团9名“90后”女生到田阳的4所村小，担任音乐、数学、副班主任等职务。在这里，这群上海的“时髦女孩”两三个人挤在一间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宿舍，遇到缺水的日子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以前一周不逛街就难受，现在宁愿节衣缩食把生活费省下来资助学生。”刘思驿说。

支教团初到百色，连续多日40度高温，水土不服，不少支教教师都生病了。曾为世博女兵的张佳丽，上吐下泻1个多月，瘦了5公斤，但仍然含着咽喉片坚持每天上课。

刚到学校，一双双小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电脑，脸上写满了对外面世界的胆怯与好奇。

得到一盒水彩笔，两眼发光——孩子们把每一支都拿出来仔细看一看，再按照颜色排列整齐一支一支装回盒子，然后放在课桌上，每天都看着它；

得到一包牛肉干，一脸疑惑——他们问：“老师，这个吃了会很干吗？”然后揣进口袋，几天都舍不得吃；

得到一个小玩具，爱不释手——孩子们给它取名字，吃饭前一定先问问它是不是饿了，睡觉时紧紧的抱着它。

来到田阳，志愿者们才知道这里孩子的淳朴，对了解外面世界的渴望。

“他们朴实的一幕，深深打动了我。”黄雨艳说，“本以为只要教好他们学习就可以了，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要融入他们的生活，仅靠上课那点时间远远不够。”

在村小学，支教团成员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他们首次开设了纸艺、表演兴趣班，举办各类合唱、朗诵、主持人比赛10多场，指导学生获得县级奖项8个，获指导教师奖4个。

2 改变·被改变

一天早上，石舒婷为学生分发早餐，一个孩子冒出一声“妈妈”。石舒婷愣住了，若不是朝夕相处，若不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又怎会喊自己“妈妈”？

五村中心小学副校长何正忠说，学校住宿生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孩子们把感情寄托在了“老师妈妈”的身上。

一个晚上，整个乡镇大片区停电，当时学生小艳高烧不退。石舒婷把学生送到了医院。就在护士忙活给小艳打退烧针的时候，小艳指着医生的位置告诉石舒婷说：“老师，那边有凳子坐。”

石舒婷感动得哭了。她说“是他们的懂事，感动着我、温暖着我、支持着我的支教之路。”

支教改变的不仅仅是山区的孩子，也改变了支教者。刘思驿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支教前，她的衣服包包基本是“限量版”，如今她爬山涉水去家访，娴熟地清洗孩子们弄脏的衣裤。

在五村中心小学，刘思驿负责一个宿舍25名学生的管理，开始感觉负担很大。后来，她爱上给孩子们梳头、盖被子，恋上每晚为孩子们关灯时听到的“Goodnight（晚安）”。她说，“我睡前不去看看孩子们，我就睡不着。”

这一切的转变，缘于一句话——“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当地经济极不发达，父母对教育不重视，很多孩子每天要先干农活再到学校上课，这时往往已是下午放学时间。因此，支教团辗转几公里去逐个家访，“捉”孩子回校上课。

家访的时候，高洁总会带上照相机，记录下沿途的风景和带路的孩子，每到一户学生家，她都会让孩子选他们最喜欢的风景，为全家拍一张全家福。 

上课捣蛋、不爱写作业的黄家胜，从来不对人笑，总是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黄雨艳发现，他虽调皮，但很节俭，惟一的文具是一支两头都已经削尖的铅笔;才7岁，他就自己洗碗、洗衣服、整理床铺。

得知黄家胜是个孤儿，为了让他快乐起来，黄雨艳送给他一支新铅笔，并约定要他每天用新铅笔完成作业。约定的第二天，黄家胜就完成了作业。

一束野花是孩子们对支教者最大的感激。2012年教师节，支教团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学生们亲手摘的野花。“其中有一种花叫韭菜花。”黄雨艳说。

“我觉得，没有一种花比大山里的孩子亲手采摘的更感人。”余秋萍说。

3 一个人·一群人

支教满1年后，大学生们的服务时间已到期。

去年放寒假，一大早，孩子们早早来到支教队员们的宿舍门口，偷看他们收拾行李，眼里满是不舍：“老师，您能不能不走？”

孩子们的眼神，让9位年轻女支教老师动容。“我们决定再留下来多教他们1年。”石舒婷抽泣着说，“孩子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

他们认为，支教的意义不只在于帮助一些人，而在于吸引更多目光聚焦农村教育，推动农村教育发展。

张佳丽来到田阳支教后，联系曾经服役的部队，为当地失学儿童联系结对官兵。

在支教团成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关注到当地的教育扶贫工作。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曙明计划”，成立专项基金用于研究生支教团扶贫工作。

2012年寒假，支教团利用新浪微博发起“圆梦广西”活动，各学院积极响应，通过微博为当地学生募集书籍、文具等物资13000余元。

当得知当地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面临辍学，支教团成员在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依托“阳光种子”千元计划，为当地学生募集学费、生活费、文具用品、过冬衣服等共计2万余元。

上海师大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徐渊，在支教期满后，他多次到广西看望当地的学生，回到上海，他还定期与学生通信。他说，广西有他的70多个孩子。

支教，过去是一个人，现在是一群人。今年5月，上海师大发起“助力梦想”计划，针对即将出征赴广西田阳、甘肃酒泉的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让14名支教团志愿者每人与10个在校团支部结对，并通过结对的140个团支部，带动5000余名学生共同参与，让一群人帮助一批人。

2007年至今，支教成员从“80后”到“90后”，以后还将迎来“00后”……一批批研究生深入基层，在祖国西部用青春力量绘就了绚烂的“中国梦”。

“一年支教生活，一份西部情缘，一生宝贵财富！”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莲华这样诠释支教团成员的西部服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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