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 □平果县第二小学 黄中平

红薯 （资料图）  

□平果县第二小学  黄中平

母亲说，我是红薯养大的。

父亲说，乡下人的命是红薯命。吃大米饭，那是城里人的命。我理解为父亲在暗示他的儿子：想吃大米饭，得读书、得走出农村到城里去生活。

红薯这东西，当零食还可以。但当主食，就让人受不了。吃多了很是难受。但是，我的生活中少不了的偏偏就是红薯。不管人们怎样看待红薯，这红薯呀，爷爷奶奶的豁嘴巴啃过；爸爸妈妈出门的干粮袋里兜过；鼻涕虫兄弟们在上学路上，争着赶在前面，比赛着放红薯屁。

我们这地方人多田少，水稻显得弥足珍贵。在人民公社那个年代里，稻谷收上来后，生产队先要交公粮，剩下能分到各户的稻谷不是很多。分到家里的稻谷，就母亲一个人有支配权。计划中有：村上红白事随人情的（我们这地方，遇上红白事，有按参与人头每人二斤大米或更多一些交给事主的习俗）、送亲戚的、拿上街换钱的，留下的才是能上餐桌的进口货。小时候只有节日才能吃上大米饭，所以很盼望节日。特别是春节，能连续吃上几天干饭，高兴得不得了。平时，连喝玉米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每天都是靠啃食很多的红薯来维系生命。

我们这地方地理位置还算好，一半靠山，一半靠泥岭。记得父母亲在种红薯的季节就向生产队长请假去打柴草。其实，是到泥岭深处找块土地肥沃的坡地，割草砍树后整出一块能种红薯的地来，用锄头把地开垦，晒几天太阳，让泥巴苏醒。过几天，再带上红薯种，把前几天割下的草烧成肥料，碎土后种上红薯。隔段时间再请假去除草。秋天，地里就有收获了。每次请假，是又可以砍柴割草拿回来烧，又得干种管红薯的活。这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样心照不宣地偷着开荒种红薯。

直到后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变成生产队集体到泥岭中开荒种红薯的生产活动。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回家务农。记得每次去开荒，日子选在干旱的时候，全村劳动力带上中午饭，到牛羊放牧不到的泥岭里，选出一大块的好地，清理出防火道，放火烧山，然后把地挖开。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整地起畦种上红薯。秋天，男女社员，有说有笑，到泥岭里收获红薯。这回，我们不用带午饭了。到了目的地，大家放下工具，几个人一伙，先烧红薯窑，焖了一窝窝的红薯窑后，再挖红薯。等到大家挖好红薯，装好挑儿，红薯窑里的红薯也就熟了。大伙们围着红薯窑，刨出红薯，顿时，整个山坡弥漫着香喷喷的烧红薯味，这香味能飘很远，很远……

那时，各家各户都有一块自留地。地里收过玉米，就种上红薯。我读书后，母亲就把在自留地种红薯或收红薯安排在星期天，让我做帮手。收红薯时，父母先割红薯藤整成梱，挑回红薯藤后，再挖红薯。平时，这红薯在地底下长着，不显山露水。在我们吃红薯长大的时间里，它也在地下悄悄地长着，直到畦上的泥巴出现一条条裂缝。我会边帮挖红薯边捡相貌姣好的红薯生食解饿解馋。但生红薯不能多吃，不然胃会不舒服。红薯运回家后，挑出差的来喂猪，好的边吃边晒。那些晒过的红薯特别甘甜，很好吃。另一部分则藏到地窑中保鲜。

有些红薯父亲拿去酿酒。红薯酒是乡下汉生命的一部分。就着红薯叶炒酸笋，咬上红薯干，喝着红薯酒，猜上红薯酒的码，山村充满了生气。喝上红薯酒，酒劲上了，男人们精神气头顿时倍增。

读着红薯长大的我，终于搭上1977年高考班车，实现了父亲的期望，成为了城里人，生活也过得好些了。但红薯与我的生活一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餐饭吃上一两个红薯，肠胃顺畅舒服得很。几天吃不上红薯，怪想的。每次回老家，我只接受亲戚们送的红薯。其它的礼物，再好也放到一边去。

我的生活实实在在少不了这亲——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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