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它的特殊在于开启了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也在于它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更在于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目前就职于百色市水利局的今年56岁的潘刚卡就是其中的一名考生。
受访者:潘刚卡
年龄:56岁
16岁生日收到“大礼”
潘刚卡对那一次的高考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高考前,出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身份,他很难想象到能够拥有改变命运的一天。当时,潘父被下放到那坡县德隆供销社,潘刚卡也按照当时的政策到农村插队。在那个年代,倘若谁被归类到“右派”,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家人也同时会被连累,改变命运更是空想。
不过,在1977年10月21日,能够改变命运的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在乡里工作的潘父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正在农村插队的潘刚卡。得知这个消息,潘刚卡很兴奋,他亲眼看到刊登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好几天后的事情了。
此时,正好是潘刚卡16岁生日,因此对这一切记得特别清楚,他觉得这是老天送给他16岁生日的礼物——一份改变命运的大礼。
潘刚卡告诉记者,由于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聚集了十二届的毕业生,所以报名的人很多,报名点被就近安排在村里(大队),由村中心小学领导代为收集材料。“也许是时间比较急,所以在报名时就一并填报志愿了。大家当时对大学都不太了解,所以填报志愿时都填一些名校。”潘刚卡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是天真,而是可笑。”
第一届考生“备考记”
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16岁参加高考年纪有点小。可当时的潘刚卡已经在百色中学高中毕业,并于同年7月到那坡县平孟公社那万大队插队了。
虽然是应届生,但当时已下乡插队的潘刚卡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复习只能见缝插针进行。同时,他也担心自己不参加劳动的话,生产队、大队给的政审意见不合格,到时候哪怕达到分数线,也不能上大学。但后来为了应对高考,他还是以身体抱恙为由请了半个月的假,回到家里复习。
由于出身问题,父母认定了高考是潘刚卡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报名后,他的备考得到了全家人的全力支持。“奶奶有好吃的都留给我,每天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我的任务就是做题、背书。”他说连远在南宁、甚至沈阳的亲戚都帮忙找复习资料寄来。
由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连课本都没有收齐,更别说复习资料了。“考生们就像无头苍蝇到处求助,可苦了中学的老师们,近百人挤在一起,又没有扩音器,只能大声讲解;板书写小了大多数人看不清,只能尽量写大,然后不停地写不停地擦,下面的人不停地抄,很多人听不清也看不清,坐在后面的同学只能抄前面的。”潘刚卡对此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场面甚为壮观。
同时,即使在农村插队,他还得到了高中班主任李建珠的帮助。“也许是我高中成绩不错的原因,老师对我特别关爱。听到要在百色进行高考试点的消息,李老师就给我家里写了信,希望我能回到百色报名参加考试。”潘刚卡说,得知他户口不在百色,不能在百色考试后,李老师就把收集到的各科复习资料及时寄给他,在试点考试以后,还抄了一些题目(当时没有复印机,试卷也不能带出考场,几位老师凑在一起凭记忆把题目拼起来,还对一些知识点给予提示)寄去给他。
“单位里也有别的孩子要参加高考,大家就凑在一起讨论题目,家长们则帮我们到处收集复习资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读过政法大学的马灿芳阿姨,她还出了政治题来测试我们,帮助很大……”
他对这些充满了感激。
1977年高考题目有点浅
潘刚卡告诉记者,他是在那坡县平孟中学参加全区的统一考试。1977年12月15日开始考,考试分为三天。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只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下午考理化;第二天考数学和政治;第三天上午,报考外语的考生要加考英语。
“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考场和桌子都不够用,还借公社、单位的会议室来做考场,几乎都是两人共用一张桌子。不过大家思想单纯、害怕被抓,考生都很自觉,宁可考试得零分,也几乎没有人敢抄袭。考场也没有计时钟,考生可以自带计时钟表。”潘刚卡说,他拿的是父亲的手表,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戴手表。
对于这次考试,潘刚卡的语文考得还算顺利,因为他曾做过题为“难忘的一件事”的题目,但由于阅历尚浅,写不出深度,他估计可能就考了70分左右(当年考试分数保密)。同时,对死记硬背的科目不感冒的他,政治估计只考了二三十分。出了考场后,潘刚卡还发现自己做错了两道数学题。一道是解方程式,一道是几何题,其实都不算难,而且这都是他的强项,可在考场里面,他就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出了考场,他立马就想出来了。
对于当年的考题,潘刚卡说,在现在看来真是太简单了,因为大部分都是初中的内容。比如物理科最后一道是求比重的计算题,这个内容现在叫密度,初中就学了。而他解不出来的方程式和要证明两条直线互相平行的几何题,也是初中的知识。
影响一生的传奇高考
潘刚卡告诉记者,当时考试分数是保密的,不过大家也知道自己考得不太好,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考完后,潘刚卡又回到生产队里继续参加劳动。
大约在1978年元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有大队干部来通知正在劳动的潘刚卡去接招生办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潘刚卡的成绩无法获得大学的录取。“他问我中专去不去?我当即就答复中专也读,但只读桂林电子工业学校,因为我读高中时就省吃俭用买元件自己组装矿石机、收音机,确实是太喜欢电子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大约10天后,他收到了百色师范(现百色学院)高师班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潘刚卡说,这虽然与他想学习电子专业的愿望有差距,但想到物理也跟电子有关,而且当年还规定录取后不去报到的,第二年不能再考,他思索再三就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办理各种手续,在2月中旬到校报到了。
潘刚卡说,跟他当时一起插队的队友,考上大学的不到10人,加上考上中专的,也就30人左右,其中还包括那坡师范招收的新生。所以,他应该算是当年高考的幸运儿了。
潘刚卡告诉记者,出身属于“黑五类”家庭的他,在读书方面一直很少得到学校的关照,上小学换了两所,上初中也换了两所,高中更是换了三所,所以能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今后有了出路,从“地狱”走到了“天堂”,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了几年,潘刚卡的弟弟也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潘父多次提到,这辈子最自豪的就是两个孩子都不需要哀求别人安排工作。
潘刚卡说,回想当年的大学生活,他入学时刚过16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而班里最年长的同学已经38岁,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他们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在春季入学的大学新生,这批年龄差异较大、多数经历过不同磨炼的大学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十分刻苦。
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本版图片均由潘刚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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