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天津医生的今世缘 □李继烈

1967年7月，我从百色医学专科学校（今右江民族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卫生院医护人员只有9人，除了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老三件”，没有其他大的诊疗设备，村屯里更是缺医少药。

1969年，全国医疗战线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很多大城市医务工作者纷纷主动申请到祖国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基层工作，积极为贫下中农服务。1969年冬天，12位来自天津市的临床医生千里迢迢，冒着严寒来到隆林德峨公社卫生院。

当时，德峨公社卫生院条件十分简陋，连给天津医生住宿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公社领导想办法腾出了一排平房让他们住下来。在这12位天津医生当中，除了两人是单身汉外，其余都是拖家带口来的。

从繁华的大城市到闭塞的山沟沟，天津医生在生活、工作中碰到了诸多困难，如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喝水要到很远的水井去挑和煮饭要烧木柴等，这些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严峻的考验。但是，他们靠着崇高而坚定的信念，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救死扶伤”的精神，不仅在德峨安营扎寨，而且还办起了远近闻名甚至享誉全国的“马驮医院”。

德峨是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大石山区，过去医务人员下乡出诊只能背个小药箱，带不了太多药品和器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德峨公社卫生院担任院长的天津医生顾忠会带领大家办起了“马驮医院”。他把药品、器械、帐篷和手电筒等物品放到马背上的大药箱里，随时随地为患者进行普外、五官和妇产等中小手术。他们把医院办到病人家中，把医药送到田间地头，不仅方便了山区群众看病就医，而且也为基层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

1969年至1980年，扎根隆林的天津医生踏遍青山，手牵骏马送医送药走进壮乡瑶寨千家万户。在德峨崇山峻岭间，一旦山间铃响马帮来，群众便知天津医生送医来了，1973年至1978年，顾忠会院长所领导的德峨公社卫生院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连年出席隆林各族自治县劳模大会以及自治区和全国卫生革命经验交流会，1978年6月，顾忠会代表德峨公社卫生院出席第一届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德峨公社卫生院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马驮医院”的事迹还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新闻纪录影片，在全国广为放映。

德峨地处云贵高原余脉，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高寒多雨山区，三万多苗、彝、壮、汉和仡佬等各族群众散居住在方园一百多公里的山弄里，交通十分不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卫生条件更差，但满腔热情的天津医生不畏艰辛，以苦为乐，他们用行动改变了山区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了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与天津医生共事的过程中，我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良好的医德医风和医疗技术。

1971年夏天，德峨公社卫出院有5位女医护人员处在孕产期和哺乳期，无法下村屯开展工作，而当时公社要查治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疾病，德峨公社共有15个大队，300多个生产队，方圆200多公里，山路十八弯。从天津来的杨兴蓉医生带着两个小孩，照理应该不用下乡，但她以大局为重，把孩子丢给在家的同事帮忙照料，按照院领导分配的任务到附近三个大队开展调查治疗工作。72个生产队，69个自然屯，杨兴蓉凭着坚强的意志，风雨无阻，逐队逐户调查，访遍985户苗、彝族人家，调查出37名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了治疗这37位病人，她每天亲自和当地赤脚医生用背篓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水，往返跋涉50多公里山路连续半个月时间，最后让37位患者的病达到了基本治愈的标准。德峨的苗族群众激动地伸出大拇指称赞说：“天津医生真是毛主席派来的‘涌姑札\’（苗语：好医生）。”这些不辞劳苦为山区群众送医送药、防病治病的例子，在天津医生当中还有很多。

我自己也得到天津医生的帮助和服务，当时我大儿子在德峨出生，临产那天，乔文丽、刘旋两位天津女医生亲自为我接生，为了小生命的到来，她们在产房里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分娩后，她们还送来早餐给我吃，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不眠之夜。

天津医生也成为了我不可多得的专业老师。我在学校学的是护理专业，但在那个医护人员紧缺的年代，在农村基层卫生院，根本不分医生、护士，所有人员都要轮班坐诊，都要成为多面手。当时，我一有机会就向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天津医生请教，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外伤女病人，腿部伤口流血不止，当时我懵了，刚给病人做完伤口消毒，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恰好这时候，刚下村寨出诊回来的外科医生侯向东为我解了围，当时他见状立刻放下药箱，跑过来叫病人躺下，查看伤口后，一面安慰病人，一面叫我把缝合包拿来，并手把手教我做伤口缝合，有了侯向东医生的帮助，我才很快把病人伤口处理好，我也因此学会了规范的外伤缝合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有幸与天津医生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尽管跟这些良师益友度过只是短短的三个春秋，但他们“踏破青山，手牵骏马走千家，以苦为荣，送医送药暖万家”的精神，对我的人生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因为天津医生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深深影响了我，使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心要做一名全心全意为山区群众的健康服务的医务工作者。1972年，我在德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79年，由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这些与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医务人员同甘共苦的天津医生才相继调离隆林。

我与天津医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些甚至成了一辈子的朋友，比如，我跟乔文丽、沈珊君、魏薇等几个天津好姐妹保持了近四十年的书信和电话联系，2009年，我去北方旅游还特意专程到天津，与阔别30年的老朋友乔文丽见面。

2010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乔文丽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她称和十几个天津的“百色战友”打算近期重返百色走一走、看一看，我高兴地对她说：“太好了，我已经期盼已久，热烈欢迎啊。”得知几十年前为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奉献青春热血的天津医生要回第二故乡重游旧地，我激动万分，感慨不已，在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重返百色尽管是他们自发的，但也应该让地方党委、政府知道此事。于是，在原百色地区计生委已经退休8年的我，不仅把“天津医生回百色”这件事写成书面报告呈报市府办，还直接向当时市里的主要领导同志汇报，果然在我的意料之中，领导十分重视，当即指示相关部门负责接待回访百色的天津医生具体事宜。

2010年10月12日，天津医生一行20多人抵达百色，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热情而隆重的接待，我作为一个特殊的“联络员”，全程陪同天津客人走访百色城和重返隆林、德峨。过去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楼房，过去的肩挑马驮医药变成了摩托车、救护车运送，触景生情让这些天津医生感慨万千，而使他们更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当年创造的“马驮医院”精神已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今生我有幸与天津医生相识、相知，并同甘共苦一起工作过，收获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我在后来道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天津医生精神永在，“马驮医院”精神永存，这是我这辈子与天津医生的今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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