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笔墨之中传承彝族文化 □本报记者 李 磊 通讯员 龙 潇 文/图

王文魁在整理资料  

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的丛林深处，深藏着记载有隆林彝族传统文化的宝贵之物：一本书、一块碑、一篇经文……它们如浩瀚之海的遗珠，又如熊熊不灭的火种，在隆林彝族同胞中流传下来。有一些人长年累月、孜孜不倦、翻山越岭地寻找、收集着它们。王文魁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苦心孤诣制译本

王文魁是隆林的一位彝族民俗学者、毕摩（彝族从事原始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人），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在隆林彝族传承的事业上孜孜不倦。老先生编写了多本关于彝族传统文化的书籍，一直想要完成的一本是隆林彝族文字译本。“现在很多彝族人会说彝话，但是不会看着字念，也不知道字义。如今懂得隆林古彝文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要把这些古彝文拿出来整理。”王文魁说着拿出来一叠厚厚的纸张。每一页纸张用横线划好分割，分为文字、字音、字义、翻译等好几行，一共68页，全是他一个人一笔一划制成的。

“云贵地区的彝族文字是进化改变得比较多的，而隆林彝族的文字保留得比较好，较为原始。”王文魁抚摸着书页说，“我把隆林古彝文的经书抄出来，然后打算带到外边去请教，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翻译出来。你看，有音译、意译，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纸张已经有些泛黄，是王文魁好几年前就做好的，苦于一直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资金去将这本册子完成。原著是一本在博物馆内的国家二级文物的古彝文经书，由于博物院的东西不能外带，他先将书籍复印了之后再用复印件来抄写，抄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纸张上一个个似曾相识却又不知其意的象形文字，一直牵动着王文魁想要解密的好奇心和对古彝文传承的信念。“因为在隆林懂彝文的人很少，除了我之外几乎没有了，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本事完全翻译，我打算把它拿到云贵地区去咨询一些资深的彝族老人，对照之后注音，然后直译。比如这个字是什么字，译了以后再翻译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只要知道音标以后就会读，读了以后就知道意思了。”王文魁有说，“这个一定要做，在我有生之年要完成，不然我们这儿除了我之外就没人知道了，就断掉了。”

翻山越岭寻碑文

即便王文魁退休后，也一直在关注隆林彝族文化。“我现在手头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最想完成的一项是和隆林彝族有关的。提议在当地立一些石碑，这些石碑是隆林彝族的东西，像婚姻碑和戒毒碑是隆林彝族自己立出来的，这些都是文物和历史。我们把这个东西列出来，并在这里立碑，这样一来外人看了就知道是彝族的文化，现在的彝族年轻人看了也会记得我们彝族文化。”

《隆林彝族》一书中记载的碑文，许多都是王文魁从前在工作考察中发现的。不少碑文隐藏在丛林深处，需要翻山越岭，走过荒野才能发现。有一次王文魁找到一块石碑，旁边一群来帮忙的当地人感到不解，便问道：“你弄这个有工资吗？”王文魁回答：“有啊。”对方便说：“搞这些东西也有工资啊？那我也会弄啊。”……“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价值，以为就是去拍几张照片就好了。”王文魁说。

“希望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因为我们这一辈之后就没有人懂了。说起来也是比较让人遗憾，自己民族的人不懂本民族历史，彝族的东西就完了。”王文魁感慨道。退休后王文魁还曾给一所高校的学生们上过民族文化课，整整讲了1年。1节课10元，坐车回来2元，再买1包烟，1天就只赚了6元，而他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抱着厚厚一叠的备课书前往课堂。“我没有金银财宝留给后代，但是这本书价值很大，我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民族，别人不能做的事我把它挖掘出来写成一本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废寝忘食撰书籍

2013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隆林彝族》的十万字书籍，它是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丛书之一，它的主编者就是王文魁。从事相关工作且从小在隆林德峨长大的王文魁，对隆林彝族文化了解深远。当年，相关单位到隆林当地寻找能够胜任主编此书的人，到了各个乡镇调查走访，最后找到了王文魁。

据了解，王文魁在以前参加彝文普查的时候就曾到各个乡镇去调查过，收集文字文化、民俗历史等。加上自己从小接触，综合起来对隆林彝族文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该书一共编写过两次，书中很多内容都是王文魁亲自寻访和历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漫长的10年时间里，他慢慢打磨雕琢，令原本零散在隆林各处的彝族传统细节呈现在人们眼前。光是书中涉及到的族谱内容，就用了王文魁3年的时间。书里面记载了50多个彝族支系，还涉及到西林的彝族，族谱内容繁多，盘根错节，工程量巨大。

为了弄清楚各个家族支系的族谱，王文魁特地一家家去走访，咨询每一支族谱的来龙去脉，有些族谱并不完整，他就要做整理和分析，然后再把族谱列下去。“现在有些年轻的人不懂家里的族谱，列下去了之后，对后代有很大的方便。”

王文魁的工作并不是一路走来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有一次王文魁去到某个村子询问族谱，遭到了拒绝，对方说：“谁要你来问这个事的，这个能乱讲吗？”他回答：“那对不住了，我是因为赶时间，随便问问，请你原谅。”原来，彝族中有一个风俗，在平常的日子里，一般时候不会讨论族谱，只有在有丧事的时候才会提起。但当天王文魁实在时间有限，求知心切，因此尝试询问后被拒绝。在之后合适的时间里，王文魁又再次到访，对方这次转变了态度，对他说：“现在可以讲了。”“去过了很多个村寨，每个家都要问一下。”编写族谱内容的这3年里，王文魁要赶着合适的时间去咨询，又要理清繁琐的族谱关系，并非易事。

由于王文魁从小在彝族村落中长大，少数民族的语法也和汉语不一样，因此在编写书籍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写这些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不清楚的汉字，所以要翻查字典。”王文魁书桌边摆着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有时候查一个字就是20分钟。后来，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他渐渐地能够通顺使用汉字了。由于年迈，王文魁只会使用传统的手写方式，几百页的书卷，统统使用手写。每每到深夜两三点，70多岁的王文魁依然在台灯下兢兢业业地书写。为此他曾在编书期间进过两次医院，家里人都劝他：“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辛苦。”但他认为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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