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伟玲
1977年,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那时的高考是怎样的?
“差别太大了。”回想起那场寒冬时节的高考,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之一彭先生感触良多。他说,当时考大学,靠的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没年龄和学历限制的“三个同堂”
1977年,得到恢复高考通知时,彭先生已经是隆林各族自治县隆或中学的一名民办老师了。
“有专门的人通知和动员的。”时年,彭先生20岁,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报名参加了高考。“当时没有学历限制,也没有年龄限制。”彭先生表示,正是因此,考生的成份很广,有知识分子、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年纪小的十七八岁,年纪大的有四十几岁。
“这是史无前例的。”考场上出现了师生同堂、父子同堂和夫妻同堂的“三个同堂”现象,大家一起参加高考,似乎为的就是庆祝恢复高考,对成绩并没有多大的在乎。
“当时的考场直接设立在乡里。”彭先生回忆说,整个隆或乡就设立了4个考场,有200多人参加了高考。
全乡只有3人考上大学
“语文中有一道题叫做‘谈谈寒露风对早稻的影响\’。”彭先生说,这是他考试时记忆最深的一道题,试卷的题目很贴切实际、贴近生活,注重基础实践。所以,丰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对考生来说是一种优势。
“我们复习政治就看《人民日报》、《求是》、《红旗》杂志等。”考试前的几个晚上,正好遇到乡里停电。彭先生和一起参加高考的考生只能点着煤油灯,大家一起讨论会考什么,“都是瞎猜。”彭先生说,与如今大量的复习指导书、题海和猜题相比,他们那一届高考是没有任何指导和资料的。大家只能凭实力凭经验,公平竞争。
“我们乡只考上了3个。”彭先生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曾是彭先生的中学老师,这就是他口中的师生同堂考试的现象。三人都是读过中专的,知识涉猎面广,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
填倒了的高考志愿
“似乎是考了之后才填的志愿。”具体时间,彭先生也记不清了。
“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广西大学新闻学,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第三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与高考一样,彭先生那一届的考生填志愿也是蒙。
“具体有多少大学在招生,有什么专业,都不知道。”彭先生说,没有填写志愿指导书,也没人告诉你志愿该怎么填,大家填志愿都是填听说过,自己知道的。当时,彭先生很喜欢新闻专业,于是填写了一些平时比较知名的大学。
不过,彭先生填志愿这事后来成了笑话。“当时我的志愿是从低到高填!”不过,这倒成就了他的心愿,如愿考上了大学,获得了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随后一打听,彭先生才知道犯这个傻的不只自己,那一届大多数考生填志愿时都是从低往高处填的。
不知分数的中榜者
“接到录取通知时,我正在下乡回程的路上。”彭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在招干中竞聘成功,到县里宣传部工作。“当时要组成工作组下村,我也被分到其中一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彭先生立刻打电话到县里,告知领导自己要去读书了。
“说实话,当时我们都没怎么在乎。”彭先生告诉记者,考试时很多都是选择题,大多数题目是很多考生都不懂的,于是大家一起打钩打叉地蒙。考完也就完了,没人会整天去关注自己的成绩。也就是这顺其自然的心态,让彭先生一考就上。
不过,话虽如此,但当时也没有渠道了解和查询成绩。“我究竟得了多少分,哪科好、哪科不好,考得怎么样都不知道。”彭先生说,至今,他也不知道那年高考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
编者按:说到“高考”这个词,许多人是又爱又恨。有人说,高考让很多学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有人说,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不管怎样,从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至今,高考过去了36年。36年的高考考场上,亿万考生经过此关,有太多的记忆,不管是酸的、甜的、苦的,还是辣的、涩的,都有值得回忆的瞬间。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高考》,为你讲述不同年代的高考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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