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依旧看报的理由 潘军

《安庆晚报》创刊五周年时，我应约写过一篇《晚报应该面带微笑》，提到这份报纸与我写作的关系，比如，多次采访过我，发表过我的文字，甚至还连载过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的第二部《蓝色》。安庆是我的故乡，我对这份报纸自然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一些老报人，如周锦宏、金海涛、黄复彩、叶卫东等，都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不过在那篇短文里，我竟也写了句调侃的话：如今看报的似乎只有两种人：写的人和被写的人。

毕竟是到了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出门一望，尽是低头看手机一族。连曾经嚣张一时的电视也变得落寞，何况是纸质媒体？新兴媒体乃至自媒体的勃发，使得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份地方性报纸，无论是日报还是晚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新闻的快捷性，失去了“第一时间”，那么，就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报人的面前：今天，人们还有什么理由看报？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探讨报纸的生存空间。

我没有办报的履历，但我深知报人的艰难。自丁酉年我回到故乡定居，每回和《安庆晚报》的朋友接触，都会情不自禁地作些思考。我觉得报纸的生存空间应该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权威”，这是官媒的体征。然而权威的树立却不易，“权威”对应的是一个“真”，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换言之，一份报纸的权威性来自新闻的真实性，显然，考验的不仅是报人，更是上级机关。安庆人民信任这份报纸，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信任这一届政府。如果有一天安庆人民都觉得来自《安庆日报》或者《安庆晚报》的信息最为可靠，是可以作为凭据的；资料最为详实准确，是可以收藏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份报纸权威性的确立。

其二是“独家”，这是每家报纸的追求，对应的则是一个“深”，这无疑是在考验报人。你的眼光，你的能耐，你的曲径通幽，全在这份报纸里装着。虽然你或许会受到诸多限制，但是，你依然能夹缝求生挖出“独家”，你照样能突破表象做出深度，势必就会让周边唯马首是瞻。《南方周末》就搁在面前呢。

一份报纸，风风雨雨走过了七十年，对于一个地方，是一件大事。人们会从这份报纸里浏览地方变迁的历史，也会从侧面检索出自己的成长轨迹。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份报纸，更不要忘记为之辛劳的一代代报人。

2019年3月27日，于泊心堂

潘军，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潘军小说典藏》（七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译介成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断桥》《合同婚姻》《霸王歌行》。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另著有随笔与画集《泊心堂记》等。

吴越街：我与《文化周刊》

汪军

今年是《安庆日报》创刊70周年，报社编辑约我写一点文字。近年来，我跟报社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多半是在策划《文化周刊》，这是《安庆晚报》近年来打造的一个文化传播平台，我想起来的策划主题有民国安庆、晚清皖垣、大观亭、徽班、元宵节、李公麟、郁达夫、宗白华、严凤英等等。而在回忆这些时光的时候，背景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吴越街，一条以辛亥革命先烈命名的街道。吴越就是吴樾，字孟侠，又字梦霞。

2015年6月，安庆学者与黄山学者就徽剧故里发生争议，皖江文化研究会为此举办了一场名为“徽班再出发”的学术研讨会，安徽网、《安徽商报》等媒体都予以报道。第二天下午，黄勇编辑打电话来，约下班后在吴越街爵士岛咖啡厅相聚，准备策划一期“徽班”专题，配合这次“徽班再出发”学术研讨会。临街的窗户，一壶茶，两份煲仔饭，与黄勇边吃边聊。《文化周刊》四个版，编辑絮语一个版，其他三个版邀约作者撰写，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一个话题。关于徽班的起源，约陈东写；京剧鼻祖程长庚，约潘宏写；徽调遗响弹腔及徽班南传路线图，由我写。边聊边打电话，陈东来了，潘宏来了，都是本土文化的热爱者，大家摩拳擦掌，相互鼓励。一个多星期后，《文化周刊》颇具分量的“徽班”专题，便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最热闹的时候，吴越街有三家咖啡馆：沙莉文、爵士岛、咖啡之翼，再加上新华书店、吴越书社，因此这条街颇有了一些人文气息，也是皖江文化人喜爱的雅叙之地。我们去得最多的还是沙莉文。沙莉文与吴越书社相邻，有时来早了，就在书店淘书，人到了，书也买好了，话题往往就围绕新买的书籍展开。一次与黄勇在沙莉文相聚，谈邻省作家苏童、叶兆言，谈城愁。“春光骀荡艳阳天，碧柳摇风弄晚烟。课罢随心呼女伴，万花丛里打秋千”。这是少女苏雪林吟咏城北百花亭春天的诗。又聊及在城南小蓬莱茶餐厅吃烧卖的苏曼殊，那时他几乎每天都与郑桐荪到小蓬莱喝茶，谈古论今。聊着聊着，黄勇的思路就渐渐明晰起来，要做一期“民国安庆”的专题。他对我说，这几个版你一个人写，开一回先例。这并没有难倒我，我的长微博文章很多，调出几篇就可以了。没几天功夫，“民国安庆”专版新鲜出笼，《大观亭的“迷羊》《小蓬莱时光味道》《百花亭里吹春风》，文字图片结合，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文风貌，读者反馈也极佳。可以说，我后来写《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市文脉》这本书，便是受到了《文化周刊》这个专题的启发。

吴越街咖啡馆整体消逝，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最早歇业的其实是吴越街新华书店，这是安庆老城的一个人文坐标，陪伴了市民几十年光阴。由于新开张的人民路“前言后记”劝业场店离这里很近，再加上柏子桥图书城开张，因此，吴越街新华书店便不可避免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入历史深处。或许是受此影响，吴越街这三家咖啡馆，先是咖啡之翼歇业，接着是沙莉文，最后爵士岛也撑不下去了。已经习惯了在这里喝茶、闲聊、策划，其他地方还真不适应。这段时间冒出不少城市综合体，一次与友人在八佰伴边吃火锅边聊，气氛与吴越街咖啡馆没法比，主要都是在忙于吃喝，味蕾感觉占据了整个身心，缺乏谈文化的从容悠闲。近日，与吴越街近在咫尺的倒扒狮历史街区正在整治提升，里面有不少休闲的咖啡馆、茶馆，这里曾经是民国作家叶灵凤回忆童年的精神家园，或许又会成为皖江文化人下一个雅集之地。

前年的春天，《文化周刊》在古南岳天柱山举办笔会，几代副刊编辑都来了，满头银发的黄复彩老师，笑容可掬的甲乙老师，依旧一口幽默腔调的大魏，誓言《文化周刊》高大上、满满文化自信的黄勇，会场洋溢着皖地浓郁的文化气息。会议结束后，众人登上天柱山，发源于皖涧的古南岳溪流，在山下汇集成宽阔的皖河，又流向滔滔皖江。而从“皖江纵横”到《文化周刊》，皖江文化也几乎走过了同样的历程。我在那天微博中写道：“从上世纪90年代《安庆日报》百花亭副刊‘皖江纵横’栏目，至下午版‘皖江文化谈’，到晚报整版‘人文皖江’，再到《文化周刊》。皖江文化秉承金杏邨、蒋元卿、李帆群、马厚文、赵纯继、詹守桢、王兆乾、胡寄樵诸先生遗绪，点滴积累，终成浩浩江水。而作为中国近代史标本的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厚的人文遗产，新生代写作群体的涌现，将使《文化周刊》成为延续皖江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

汪军，安庆人，籍贯桐城，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皖江文化体系的构建和推广，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皖江文化。近年来以皖江文化为本位，涉足小说、摄影、策展等领域，使皖江文化的传播呈现立体的全方位态势。

《安庆日报》：一片温暖沃壤

储劲松

写作多年，文章如同络石的种子随风散落四方，也与众多报刊杂志结下了或深或浅的文字缘。最初的也是最恒久的缘，无疑是本土的《安庆日报》和《安庆晚报》。

一九九三年，我在安庆市建筑工程学校读书，校园阅报栏里有《安庆日报》以及其它报纸，课间和闲暇以读报为乐，看新闻，但主要是看副刊上的文章。其时文学尚热，其标志之一就是报缝里的征婚启事，无论男女城乡职业年纪，百字之内必提自己“爱好文学”，似乎不爱好文学就得茕独一生。校园里风靡北岛、顾城、舒婷、三毛、汪国真、金庸、席慕容和琼瑶，一大批少男少女恰是钟情怀春年纪，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学青年。文章写得好的人，受到尊重和膜拜，享受众星捧月的优待，会有三五妙好女子围着你读你写的诗和文章。来自山野腹无点墨不知《诗》《书》为何物的我，被虚荣心驱使着，也学着写所谓的诗、散文和小说。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虚荣心是我写作之初的原动力。

我和班上几个同道结了一个班级文学社，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因为学的是建筑，写字又如砌砖，于是取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意，名之为《广厦》。《安庆日报》副刊上的诗文自然是临摩的榜样，其版式设计和插图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安庆尚文，历代多才人，小小校园里也握瑜怀玉。学校里经常有人把诗歌、散文和小说发到了《安庆日报》上，当天的阅报栏前因之人头攒聚。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文文静静的女生，甚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得稿费一百余元，连门卫室的大妈都对她礼敬三分。他们都比我早慧有才，与文学热烈地拥抱，然后又迅速无情地抛弃，就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早恋，走出了校门，就很少有人继续文学之梦。只有我这个没有慧根的人，仍在追随缪斯女神的背影，并且顽固地坚持到今天。

毕业后我回到故乡岳西，在自来水公司上班，待遇尚好，工作也颇清闲。其年青春正十八，荷尔蒙旺盛分泌的年龄，我埋首读书写作，与老家的松风竹雨山鸟鸣虫为伴，可以一天一夜不出门。偶尔吹品琴弹吉他，与同事朋友跳舞唱歌喝酒聊天，当作生活的调剂。很幸运的是，我写的那些习作，很快都在省内外报刊上变成了铅字，其中包括从前神往的《安庆日报》副刊，这给了我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记得在《安庆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生于蓬门》，是一篇千余字的散文，放在头条，编辑还根据文意配了一张手绘插图：一个中年乡下人弓着腰吃力地拉一辆装满石头的板车，一个乡间少年跟在车后下苦力推车。

我很感激当时公司的经理余国平先生，他看我能写文章，把我从技术部门调到办公室工作，送我参加县委宣传部和安庆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鼓励我读书写作。于是又学着写新闻，发表在《安庆日报》等报刊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有将近二十年时间，是报纸的黄金时代，各地都市报层出不穷，《安庆日报》也顺应时代潮流，响应市民呼声，办了一份《安庆日报·下午版》，也即《安庆晚报》的前身。我是它的第一批作者，几乎每周都要在上面发表数篇新闻和文学作品，也从中汲取了很多养分。

数年后，通过招考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在县报《岳西报》做／当记者编辑，成为专职的新闻宣传干部，与《安庆日报》和《安庆晚报》这对孪生报纸的关系因此更加密切，历任报社领导、记者和编辑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安庆日报》和《安庆晚报》给了我园地，也给了我信心。它们是温暖肥沃的土壤，培养了无数能写的通讯员，也扶植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自古文风鼎盛的安庆，近数十年更是文人辈出，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安庆日报》和《安庆晚报》以及历任副刊编辑居功甚伟。至今，我仍然以文章发表于《安庆日报》的“天柱山”栏目和《安庆晚报》的“月光城”副刊为荣光。

储劲松，作家，岳西县文联主席、安庆市作协副主席，发表作品400余万字，曾在30余家报刊开专栏，著有《黑夜笔记》《书鱼记：漫谈中国志怪小说·野史与其他》《雪夜闲书》等。

那些年，我在慢慢成长

陈超

转眼间，报社就是七十华诞了。而我，也已经在报社工作了21年。21年间，大多数的岗位都经历过，但作为报人，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些和晚报一起成长的日子。

我刚到报社两个月，报社就开始筹办晚报。但是因为没有刊号，只能采用《安庆日报》的刊号，出一份《安庆日报·下午版》。《下午版》成立的时候，只有三四十人，其中记者部有十来个同事，我是最年轻的“菜鸟”记者。当时《下午版》还是早上和中午编稿，下午三四点截稿，然后付印。我接到的第一个指令是交一篇环卫洒水的稿子，第二天等着用。当时年轻的我，还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不知道要打个提前量。只觉得这样一篇“小”稿子，自然手到擒来的。于是，我早上采访完就回家吃饭睡觉，等着上班时再写稿子。下午两点钟，等我刚到办公室，我的部主任张骏老师（后来是晚报的副总编辑）就找我要稿子，我大大咧咧地说，“稿子还没写，马上就写。”结果他一下子就急了，脸色变得很难看，教育我说，编辑等着下午发稿呢，你怎么还没写？随后无可奈何地让我马上赶稿。半个小时后，我把手写的稿子交到他的手上，却没有想象中的一次过关。张骏主任点燃一根烟，找了一只红笔，皱着眉头进行修改，改了一二十分钟才改好，让我拿给编辑交差。短短三四百字的稿子，修改了不少地方，虽然不是一片红色，也足以让我“汗出如浆”“心中惴惴”。但是，从头到尾，老主任没有说一句重话。汗颜之后，我学会了新闻的第一课，稿子尽量往前赶。

在干记者的时候，因为年轻，我很干了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有一次，我准备采访一条房地产方面的消息，但是根本不认识人，找不到熟悉的采访对象。怎么办呢？那就采访局长吧。记者不是“见官大半级”嘛，抱着这样自我安慰的心理，我早上在单位打电话给当时的局长李健，说明了采访意图。李健非常热情，约我下午到局机关采访，一下子安排了五六个部门负责人接待我，局面像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负责的联系人说，还是你们记者牛，一个电话，我们局长就安排了这么多人工作。

更有意思的是一次储蓄。我在工作的头几年中，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尽量不写重复的题材，尽量不用同样的方式写同一类稿子，尽量写一点有意思的稿子……日积月累下来，不知不觉居然有了一点小名气。虽然只是每个月刚刚完成任务，但很多人见到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稿子多啊”。当时人民路上钱牌楼附近有一家中国银行网点，我去网点取钱时，不小心超时，柜员机吞了卡。找工作人员取卡时，刚刚报了姓名，还没来得及说是哪两个字，柜员就截口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记者陈超嘛。我有点吃惊，问他怎么知道就是我呢，他淡淡地回答，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稿子啊。当时的我，很是为自己的职业骄傲了一阵子。

2009年，我在晚报任副总编辑，相对而言，工作不那么紧张，于是有空写一点论文。当年一下子在《中国记者》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谈晚报的双休特刊运作，标题是《假日版面的“薄报经营”》。刊发的当月，我出差到福建泉州，参加全国的晚报年会。刚到宾馆住下，就有人敲门。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在福建既没有亲戚，也没有同学和朋友，出差又是一个人去的，有谁会来找呢？门一打开，就进来一男一女，自我介绍说是泉州晚报的记者，因为总编在《中国记者》上看到我写的论文，很感兴趣，安排他们向我了解详细情况，相互取长补短。工作多年后，我居然被同行采访，实在是始料不及。

从1998年到2009年，11年的时间里，我有七八年都是在下午版或晚报工作。从青涩到成熟，这段时间留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陈超，曾任安庆日报、安庆日报·下午版记者、安庆晚报副总编，现为安庆日报社总编助理、新闻编辑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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