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香港文学

·胡竹峰·

20年前尚在读书。读书之际，与友人谈天，引为谈资的即有香港的文人，如董桥，如刘以鬯。20年后翻检阅读旧书，原来还是把眼光落在他们的身上。有欣然，亦有不安。似乎是香港的文学天空，依然是金庸一众人的光环在罩着。江山代有人才，文学圈何尝不是？藉此庆祝香港回归20年之际，笔记阅读印象，如温一壶好酒。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阅读终究是趣味占了上风。

一九九〇年底我在岳西乡下读《射雕英雄传》，两本一套，字字传统，字字熨帖，字字古旧，字字传奇，看得见刀光剑影也看得见敦厚儒雅。那是第一次读金庸，也是第一次接触香港文学，妙趣无穷。院墙外的小路上偶尔传来零星的人语，太阳斜斜拉长桃树枝影的时候，古旧晚风里飘来兰花香。五斗柜上的春兰开了。

金庸打开了我阅读香港文学的大门。随后小思、叶灵凤、董桥、陶杰、倪匡、亦舒、李碧华，年轻一代的董启章、葛亮。

一

香港文学里大多是从大陆去香港定居的。早起的曹聚仁、叶灵凤诸位，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叶灵凤随即去了香港。在香港定居后，叶灵凤以创作随笔和收藏图书出名，基本停止了小说创作。

叶灵凤在香港三十多年中，除了编辑副刊之外，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一度被捕。其后编过杂志，写过《甲申三百年祭》和《苏武吞旃》之类的应时文章，更配合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做过搜集抗战所需的敌情材料的工作。

曾读过叶灵凤五十年代写的一组随笔《文艺行脚》。这组文字写到访北京的所见所闻，沈从文陪同观赏湖南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阿英陪同逛琉璃厂，徐迟陪同参观中国文联大楼，看到揭批丁玲、冯雪峰的大字报。因为是局外人，所以叶灵凤客观谨慎地写出了一个香港文化人在特定年份里对内地文艺界状况的观察和感受，为那个时代留下了难得的另一种声音。

作为小说家、出版人与新闻工作者的叶灵凤已逐渐被人忘记，今人最熟悉的是叶灵凤在香港时期写下的读书随笔。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或是读后感，或是作家逸事，或是藏书经历，笔触经常直抵趣味，内容闲散，读来快意。

叶灵凤是知名的藏书家，买书藏书读书，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元素。在平静的日子里如是，在烽火漫天、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亦如是，在香港陷入日寇之手的困境中更如是。他曾引宋人所说的一段话以明志：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孤寂以当朋友，幽忧以当金石琴瑟。

叶灵凤晚年写的几本小书，谈书论学，日月风云，民俗人情，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烦躁祛净，无一丝烟尘。有一册随笔是有关香港掌故和风物的《香港方物志》，既是科学小品，又是文艺散文。叶灵凤希望“将当地的鸟兽虫鱼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自己的一点贫弱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用散文随笔形式写成”。这本书有闲情，无闲气，淡淡的文采中摇曳着知性之美，入了化境，很适合枕畔翻读。

叶灵凤藏有一套清朝嘉庆版的孤本《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香港志。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欲以巨资购买，那时香港尚属英辖，他认为这样有价值的文献不能落在外人手里。叶灵凤去世之后，遵其遗愿，这部书被送到广州中山图书馆。罗孚陪叶灵凤的太太去广州，亲手把书送到中山图书馆。

叶灵凤晚年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去过鲁迅纪念馆凭吊，表示了自己的歉意，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高中语文课本收录的鲁迅文章里，有对叶灵凤这样的注解说明：当时一个庸俗无聊的文人。有一个时期常为刊物和文艺书籍设计封面或者作插图，大都是模仿甚至剽窃谷虹儿的作品。对叶灵凤这样一个文化人，用简单的脸谱概而化之，显然是不妥当的。

二

香港的作家朋友告诉我，在香港谋生，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是生活问题。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找工作，职业是职业，写作是写作，必须分得清楚。今天的香港，基本没有人一心当职业作家。以前还有个别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但现今没有了。写作只是出于爱好，或者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现实一点说，也是为了一点外快，但与谋生关系不大。

刘以鬯就是为数不多的职业作家，曾经做到每天写作一两万字，笔耕不辍直到九十几岁。

刘以鬯在悲苦而幽暗的岁月中写作了不少色情小说谋生，但他坚持写一点能够流传久一些的文字。

和叶灵凤、曹聚仁一样，刘以鬯也是属香港移民作家之列，写作而且发表了七八千万字了。刘先生1918年出生，快一百岁了。用七十年来平均，平均每年要写一百万字，每月要写九万字，每天要写二三千字。一天二三千字不算多，七十年七千万字就不能算少了。在香港作家中，他和倪匡应该是最多产的。

刘以鬯作品虽多，出书却不多，只有几十本左右，尤其以长篇《酒徒》最为人看重。大量作品被作者自我淘汰了。

刘以鬯自称是个“写稿匠”，又自称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为了取得稿酬，维持生活，他写了大量流行小说给报纸副刊连载，只有极少数后来才出版成书。连载小说一般都是长篇，刘以鬯在出书时不惜大刀阔斧，把它们改写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简掉，更多的是被他称为“垃圾”而整个丢掉。刘以鬯的中篇小说《对倒》，短篇小说《珍品》，都是由长篇连载改成中、短篇的。删节改写以后，文艺性就突出了。

和刘以鬯一样，倪匡也是产量高的香港作家。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八千多字，这样他便可以工作一个月，然后休息一个月。他又规定自己在黄昏前尽量把工作做好，因为一入黑，他就想喝酒去。倪匡写各种类型的小说，如科幻，侦探，武侠以及爱情文艺小说，他又写电影剧本，乃至抒写个人感受的杂文和散文。自一九五七年来港后，他笔下出现了不少科幻，侦探及武侠小说，电影剧本不下几百部，而且在各报刊上他每天都发表专栏文字。其写作多产、多样，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

传闻说倪匡曾在东北看见过外星人，所以他的科幻小说才这么出色，而他自己说本身是喜欢写武侠小说，但有金庸这位老友金玉在前，只好舍难取易，专心从事科幻小说。

倪匡从不拖稿、欠稿（早期写得太快，写完后还故意搁几天再交稿）。但稿费、版税奇高，并有两大原则：请先付钱；货出不改（小说绝对不准人改，剧本如何改则绝不过问）。令人称奇的，是他可以写三十年而灵感不断，题材不尽，且是畅销的保证。江湖中人更戏称他为“袋装书大帝”。出版界流传一个笑话：即使倪匡写的是无字天书，也会迅速售清。充其量下次购买倪匡作品时，看清楚是不是无字天书续集罢了！在香港，纯以写稿而致“富”的作家甚少，倪匡是其中之一。

三

倪匡的妹妹亦舒也是香港著名作家，五岁时到香港定居，中学时开始写作生涯，1963年出版个人首部小说集，毕业后任职《明报》记者、电影杂志编辑、酒店主管、公关主任、政府新闻官、电视台编剧。除小说外，她还撰写散文和人物访问稿等，也以笔名“衣莎贝”在《明报周刊》撰写专栏。

亦舒钟爱鲁迅，她的小说《我的前半生》的主角是子君和涓生，沿用了《伤逝》男女主角的名字，小说《朝花夕拾》则沿用了鲁迅散文集的名字。 1979年，亦舒小说《喜宝》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为评论界公认的代表作。

香港女性作家里，以名气而言，差不多是亦舒、李碧华并列第一，李碧华的小说多有历史背景，其作品中虽灌注了不少爱欲与奇情元素﹐但对于时代的今昔过往与变迁，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切身敏感。小说《胭脂扣》《生死桥》《霸王别姬》《秦俑》风行一时。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香港出现的全民性怀旧情结。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中指出，香港原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但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殖民地身份的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

李碧华《胭脂扣》勾勒出上世纪30年代香港的盛景，却以此表达自己对旧日强烈的迷恋。

作家葛亮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香港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带来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于文学场域的体现，无疑十分明显与直观，香港进入了为期12年的回归过渡期。这一过渡不仅是政治﹑社会形态的过渡﹐更促发了港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不少本土作家，则直接以此为节点，构建了多元而丰厚的“旧香港”版图，企图由历史的脉络寻找“家城”的文化/政治归属。而城市/历史/后殖民论述等多重元素的相互交迭与碰撞﹐也为此类文学作品造就了微妙且独特的文本气质。

作家董启章与葛亮成为其中优秀的代表。

香港文学，各类题材杂陈，林行止善于把艰深复杂的经济理论，以浅白的文字描述与分析，文章内容不限于政经，也包括古今中外、各类嗜好、所见所闻。陶杰以文化角度评论政治和时事的文章，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批评文化陋习。媒体人梁文道著述颇勤，谈书人书事，圈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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